老年大学里基本都是女同学,男同学很少,为啥女的就愿意出来上课

发布时间:2026-09-14 12:56  浏览量:1

老年大学里基本都是女同学,男同学很少,为啥女的就愿意出来上课。

老年大学秋季班开学的第一天,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习惯性地扫了一圈教室。三十七个学员,清一色的女同学,唯一的男性是讲台上的书法老师老赵,六十二岁,返聘的,头发比我认识的所有老太太都白得多。

这学期报的是声乐班。我五十八岁退休那年就开始上老年大学,从广场舞到太极拳,从国画到摄影,前前后后报了七八门课。每换一个班,都是同样的景象——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全是女的。偶尔有一两个男的,要么是陪老伴来的,要么是走错了教室,要么是那种特别能说会道的老干部,来了就是中心,待不了两星期就不来了,嫌“没意思”。

我旁边坐的是刘姐,退休前在纺织厂做质检员。她正翻着歌本,嘴里念叨着:“这学期教《我和我的祖国》?上个月刚在合唱团唱过。”

我笑了:“刘姐,你报了几个班?”

“加上这个,五个。”她掰着手指数,“周一合唱,周二民族舞,周三书法,周四摄影,周五声乐。周六还得去社区义工队值班。”

“你比我小两岁,怎么精力这么好?”

“在家待着干嘛?对着我家那口子大眼瞪小眼?”她压低声音,“老李退休三年了,每天就是看手机、看电视、睡觉。我让他跟我一起来上课,他说‘那是娘们儿去的地方’。”

后排的周大姐探过头来:“我家老头也这样。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又去上学啊,都多大年纪了’,我说‘你管我’,他就翻个身继续看手机。”

教室里响起一片心照不宣的笑声。这种对话在每个女同学家里都发生过无数次。我转过头,看向窗外。老年大学在公园旁边,透过落地窗能看到九月的梧桐树,叶子正在从绿转黄。操场上,几个老头在打门球,球杆慢悠悠地挥出去,球滚两下就停了,人也不急着追。

男的不是没时间。他们只是不愿意来这种地方。

我叫孙秀兰,五十九岁,退休前在区教育局做行政。老伴老陈,六十三岁,退休前是市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我们结婚三十五年,有一个儿子,在省城成家立业,孩子刚上幼儿园。

退休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老年大学报名。老陈那时候还没退,看着我收拾书包,说了句:“你倒是积极。”

“闲着也是闲着。”

“那么多闲着的,也没见人家都去上学。”

我没理他。那时候他还在上班,每天西装革履地出门,晚上回来在沙发上一瘫,等着吃饭。退休后,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早晨不起,晚上不睡,手机从早刷到晚。我有时候从外面回来,看见他坐在阳台上,盯着楼下发呆,能盯一下午。

“老陈,我给你报个太极班吧?”

“不去。”

“摄影班?你以前不是喜欢拍照吗?”

“那是以前。”

“那你去公园下下棋也行啊。”

“没意思。”

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老陈像一扇关上的门,你敲三下,他应一声,你再敲,就没动静了。后来我就不敲了。我报了越来越多的班,从家里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早上八点出门,中午在外面跟同学吃饭,下午接着上课,傍晚才回来做饭。

有一天,我下午没课,提前回家。推门进去的时候,老陈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声音很小。他歪着头睡着了,手机掉在沙发缝里,屏幕还亮着,是短视频的界面。客厅窗帘拉着,光线很暗。我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心疼,也不是生气,而是某种更冷的东西。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他会不会就这样坐着坐着,慢慢枯萎掉。

声乐班的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三十七个人,三十六个女的。唯一的男同学坐在最后一排角落,姓吴,六十五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是怕被人注意到。

轮到他的时候,他站起来,声音很轻:“我姓吴,退休前在银行工作。”

老师问他为什么来学声乐,他停了停,说:“我老伴让我来的。”

教室里有人笑出声来。吴先生的脸红了。坐我旁边的刘姐小声跟我说:“他老伴我认识,是周三书法班的。自己来上课,非把老头也拽来,说是‘不能让他天天在家看电视’。”

下课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碰见吴先生和他老伴。他老伴正跟人聊天,他站在旁边,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插进了裤兜里。那姿势,像是随时准备离开。

我跟刘姐去食堂吃饭。老年大学的食堂不大,坐满了女同学。大家围在一起聊孙辈、聊旅游、聊哪家医院看膝盖好。我端着餐盘找位置的时候,扫了一圈,看不到一个男的。

刘姐说:“男的呢?男的都在家等着吃饭呢。”

我说:“他们不来,是不想还是不敢?”

“什么不敢?”

“你想啊,来老年大学,得承认自己老了。得承认自己退休了,没事干了,得从头开始学点东西。这对男的来说太难了。他们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没用’了。”

刘姐扒了口饭:“我家老李就是这样。退休那天,他把办公室的东西全搬回来了,笔筒、茶杯、盆栽,连挂了三年的日历都带回来了。我说你带这些干嘛,他说‘留着’。然后呢?全堆在储藏室里,从来没用过。他每天在家,还是按照上班的时间起床,穿好衣服,然后不知道干什么,就在客厅里转悠。”

“为什么不让他出来?”

“他说‘出去干嘛,都是老太太’。”

我们那桌都笑了,笑完之后,是一阵沉默。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头子。

十月中旬,声乐班要排练节目,准备重阳节演出。老师安排分声部,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安排得妥妥当当。分到男声部的时候,老师犯难了——只有吴先生一个男的。

“吴先生,您唱男高音吧,独唱也行。”

吴先生摇摇头:“我唱不了。”

“没关系,大家一起唱。”

“我……我还是退出吧。”

教室里安静下来。吴先生低着头,耳朵根通红。他老伴不在这个班,没人替他打圆场。老师还想劝,吴先生已经起身了,拿起包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他额头上有一层薄汗。

他走了之后,刘姐叹了口气:“你说这老头,来都来了,有什么好怕的?”

我说:“他不是怕唱歌,他是怕自己唱不好丢人。男的,一辈子都在当‘行家’,你让他当学生,他拉不下脸。”

那天放学,我在校门口碰见吴先生。他站在公交站牌下,低着头看手机。我走过去打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勉强笑了笑。

“孙老师。”他叫我“老师”,大概是觉得这样显得客气。

“你其实可以留下来的。大家不会笑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但我就是……不习惯。”

“不习惯什么?”

“不习惯做那个最差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马路对面。“在单位我是科长,管十几号人。我做的方案,别人照着做。现在让我坐在教室里,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唱,别人都唱得比我好……我受不了这个。”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我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汇入车流。吴先生的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不习惯做那个最差的。这大概就是答案了。女的习惯了退后一步,习惯了从零开始,习惯了做学生。男的退不下来。他们一辈子都在当老师、当领导、当拿主意的人。你让他们坐进教室,举起手说“老师我不懂”,比杀了他们还难。

老陈终于出问题了。

那是十一月初,我上完声乐课回来,发现他躺在沙发上,脸色发白。他说胸口闷,喘不上气。我打了一二零,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心绞痛,不严重,但医生说要住院观察两天。

病房里,老陈挂着吊瓶,看着天花板。我在旁边削苹果,削到一半,他忽然开口:“你今天有课?”

“请假了。”

“哦。”他停了停,“你不用在这儿,我一个人行。”

“你一个人怎么行。”

他没再说话。苹果削好了,我切成小块放在碗里递给他。他接过碗,没有吃,只是捧着。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秀兰,你天天去上课,是不是就是不想在家待着?”

我愣住了。这是退休两年多来,他第一次这么直接地问我。

“是。”我说。

他把碗放在床头柜上,慢慢坐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胸口还疼。我看着他的手,那双曾经画了无数图纸的手,现在瘦得只剩皮包骨。

“我以前觉得,退休了就好好歇着。”他说,“但歇着歇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啥都不想干。电视看不进去,手机刷久了眼睛疼,出去散步,走两步就回来了。我不是不想跟你去上课,我是……”

他停住了。

“怕别人说你?”

“怕自己觉得没用。”他说,“你每天回来跟我说你学了什么歌,跟谁一起吃饭,我听着,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老陈。这个跟我过了三十五年的男人,这个曾经在单位里说一不二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因为怕“没用”,把自己关在家里两年。

“那你想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

“要不……等出院了,你去老年大学看看?不一定非要上课,先去转转。操场上有打门球的,图书馆有看报的,棋牌室有人下棋。”

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出院那天,他主动帮我提了书包。

老陈现在在老年大学的棋牌室下棋。每周三和周五下午,他拎着一个旧帆布包出门,里面装着他的紫砂杯和一副象棋。他不报名,也不进教室,就坐在棋牌室里,跟几个老头下棋。有时候输了,回来会念叨半天;有时候赢了,会多喝半杯酒。

他还是不跟我一起上课。他说“你上你的,我玩我的”。但我知道,他至少走出了家门。

声乐班的重阳节演出,吴先生最后还是参加了。他没有唱独唱,站在男声部的唯一位置上,跟女生们一起唱《夕阳红》。他的声音很小,被三十几个女声盖住了,但他在唱。我站在第三排,看见他嘴唇在动,眼睛看着台下。他老伴坐在第一排,举着手机在拍,笑得满脸是褶子。

演出结束后,我在校门口碰见他们两口子。吴先生看见我,点了点头。

他老伴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啊孙姐,老吴说多亏你那天在车站跟他说了几句话。”

“没说什么。”我笑了。

吴先生站在旁边,没有反驳他老伴的话。他只是把包换了个肩膀背着,然后说:“走吧,回家做饭了。”

他老伴跟我说再见,追上他的步子。两个人并排走在梧桐树下,一个胖一个瘦,走得很慢。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所谓白头偕老,大概就是这样吧——你拉我一把,我等你一步。他走出来了,虽然慢了点。

现在我每天还是去老年大学。教室里还是清一色的女同学,男的还是不见几个。但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女的爱扎堆,男的愛独处,没什么对错。只是我越来越觉得,女的其实更聪明。她们知道日子得往前过,得给自己找点事,得跟人说说话。她们把退休过成了开学,每天都还有点新鲜感。

男的呢?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不敢承认自己老了,不敢承认自己需要别人,不敢承认自己也有不会的东西。

那天回家,老陈坐在阳台上看棋谱。夕阳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走过去,把一杯茶放在他手边。

他说:“今天的棋,我赢了三盘。”

“厉害。”

“明天你上课,我跟你一起出门。”

我看着他。他没有抬头,还在看棋谱,手指在纸上比划着。

“好。”我说。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秋天快要过去了,但日子还在往前走。老年大学的教室里,明天还是坐满了女同学。而在城市的各个阳台上,也许会有那么几个老头子,终于决定站起来,走出门,走进秋天最后的阳光里。

哪怕只是去下盘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