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我参加了三次老年自驾游，男女所作所为，实在是看不下去

车子在山路上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那个以红叶闻名的山谷小镇。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排旅馆，灯火稀稀拉拉，像撒在山坳里的一把碎金子。十月底的夜风已经带了寒意，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吹得人后脖颈发凉。老赵把车停在一家叫“红叶客栈”的旅馆门口，熄了火，没急着下车，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目光直直地望着前方黑洞洞的山影。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哑得厉害：“老张，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总得为点啥活一次？”

我没接话，帮他拉开车门。陈淑芬也从后座下来，裹紧外套，抬头看了看旅馆的招牌，轻轻说了一句：“老钱也喜欢红叶。”我们三个在门口站了片刻，各怀心事，最后还是老赵一拍大腿，说：“走吧，先住下，明天上山。”

办入住的时候，前台小姑娘问我们要几间房。老赵说三间。陈淑芬忽然说两间吧，省一点是一点。我愣了一下。老赵也看她。陈淑芬面色平静，一边从包里掏身份证，一边说：“老张，今晚你跟我住一间，行不行？我不怕你。”她的语气自然得像在说“今晚吃面”一样。我反倒有些不自在，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老赵在旁边“嘿”了一声，说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也不跟我说。陈淑芬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我是怕你们那呼噜声，你们俩一间，能把房顶掀了。老张轻。”老赵笑着摇头，把自己的身份证拍在柜台上：“行，我单着，你们俩将就。”我张了张嘴，想说这样不合适。陈淑芬已经拿了房卡，朝电梯走去了。我只好跟上去，心里七上八下的。

房间在四楼，两张单人床，陈淑芬一进门就选了靠窗的那张，把包放好，拉开窗帘看外面的夜色。夜色浓稠，远处有几点灯火，像人烟深处漏出来的几粒碎屑。我坐在靠门那张床上，有些不自在，手不知道往哪里放。陈淑芬背对着我，忽然问：“老张，你们家那位走了之后，你怎么过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么过来的。白天去公园下棋，晚上看电视，看困了就睡。一天一天，也就过来了。”

她轻轻笑了一声，那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水面上：“我没你这么豁达。老钱走的那阵子，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得这房子里到处都是他。后来我就把他装进了坛子里，放在床头。我跟他说，你陪着我，我陪着你，咱俩谁也不许先走。这么一放，就是五年。”她转过身来，靠着窗台看我，脸上的表情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老张，你说我这是不是有病？我班上的学生来看我，都在背后说，陈老师疯了。”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泛起一种复杂的滋味。我知道她没疯。她只是被爱绊住了脚，像一个人在一场大雾里迷了路，明知道往前走也找不到那人，却舍不得回头。我想起我老伴走的那天，医院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她躺在推车上，手还热着，像平时睡觉一样。我没有哭，医生让我签字，我就签字，让我去缴费，我就缴费。办完所有手续，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躺在她的位置上，闻着她枕头上残留的气味，哭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哭过。我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收进了衣柜最里面，照片都翻扣在抽屉里。我以为不看不想就能过去。可陈淑芬这么一问，我忽然觉得，那口憋了两年的气，还堵在胸口，一点都没散。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聊到很晚。她说老钱怎么追她，怎么用一张自行车票换了她爸妈的点头。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给老钱生个一男半女，不是不能生，是老钱怕她受罪，偷偷去做了结扎。她说起这事的时候，嘴唇发颤，眼眶发红，却始终没有掉下泪来。我也说了一些和老伴的事。说她爱较真，买菜回来少了一毛钱都要去找；说她想看海，我却一直忙，总说等退休，等退休，退了休又说等儿子结完婚，结果什么也没等来。我们两个加起来一百二十多岁的人，在异乡的旅馆房间里，对着窗外陌生而寂静的山谷，一句一句地说着那些死去的故人。没有哭声，没有安慰，甚至没有叹息。只是说，像把陈年的米从缸里倒出来，一粒一粒地数着。

第二天天没亮，老赵就来敲门，说赶紧起来，上山得赶早，晚了红叶都让人看蔫了。我们洗漱完下楼，在街边的早点摊喝了豆浆，吃了油条。阳光已经爬上了东边的山头，把整个小镇照得暖洋洋的。山风很大，卷着落叶从街心滚过去，发出沙沙的响。陈淑芬站在风口，把围巾重新系了系，问老赵：“你眼睛怎么了？昨晚没睡好？”老赵摆摆手说没事。我看了他一眼，他眼袋浮肿，眼白里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没怎么合眼。上车之后，他仍旧一言不发，只把着方向盘，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盘曲而上的山道。山路很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越往上开，空气越凉，窗外的颜色也越浓——满山的枫树、黄栌、槭树，红得泼天盖地，像有人拿了整桶的颜料从山顶往下浇。陈淑芬把车窗摇下来，风“呼”地灌进来，她的围巾被吹得翻飞。她没有去按，只望着那满山的红叶，眼底有光。

车开到半山腰一个观景台，我们停下来歇脚。观景台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有举着手机拍照的，有架着单反的，热闹得像赶集。老赵一个人走到崖边，背着手站在风口，衣摆猎猎作响。我拿了瓶水走过去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眼睛始终盯着远方。远处层峦叠嶂，云雾沿着山脊缓缓流淌，红叶在雾气中忽隐忽现，像一场不真实的梦。他忽然说：“老张，你知道不，秀兰的老家就在这片山里。她以前跟我说，等我们退休了，就回来，买块地，种几棵枫树，养条狗，哪儿也不去了。”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下去：“我现在来了。你说，她是不是也回来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就像有些路，你走了几十年，以为早就把方向忘了，可一到某个拐弯处，你忽然就认出来了。那是一种比记忆更深的东西，深到骨头里。我能说什么呢？说这满山的红叶都是她的影子？说你死了这条心？都是废话。老赵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他只是需要说出来。说出来，让这风听听，让这山听听。可能三十年前对秀兰没说完的话，他憋了大半辈子，总得找个地方倒出来。

从观景台下来，我们在山上又转了几个地方。陈淑芬一路走得很慢，每到一个视角好的地方，都要停下来，安安静静地看上一会儿。有时候她会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在上面勾勾画画。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是素描，几片红叶的轮廓，简简单单几笔，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她见我好奇，笑了笑说：“年轻时候教美术，后来转的语文。老钱说，我画画比他写诗有灵气。”她把本子合上，抬头看向远处，目光柔软：“今天这一山红叶，就算我给他交的作业了。”

中午下山，回到镇上，老赵在车里坐了很久才下来。我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结果他只是说饿了，去吃饭。我们找了一家路边的小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当地的白酒。老赵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却一连干了三杯。喝到后来，脸涨得通红，话也多了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舌头打结地说：“老张，你……你够意思，陪我跑了三趟。以后……以后还跑不跑了？”我按住他的酒杯，说：“别喝了，下午还得找地儿把备胎换了。正胎还瘪着呢。”他呵呵笑了两声，说：“换什么换，拿嘴吹啊。”陈淑芬在旁边帮他倒茶水，没说话。我看着她，她冲我轻轻摇头，示意别跟一个喝多的人较劲。

饭后，我带着老赵去镇上的修车铺。修车铺很小，地上堆满了废旧轮胎和各种油乎乎的零件。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黑瘦男人，看了我们的轮胎，说口子太大，补不了，只能换新的。老赵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脑袋一沉一沉的，酒劲上头，打起了盹。我只好一个人跟老板讲价，最后花了几百块钱换了条新胎。老板一边装胎一边问我，你们从哪来的？我说省城。他“哦”了一声，说你们这车看着有年头了，还跑这么远，不嫌累？我笑笑说，趁着还能跑得动。他摇摇头，说：“跑吧跑吧，人这一辈子，能跑的时候不跑，等跑不动了，就剩下后悔了。”他说这话时，正蹲在地上拧螺丝，满是油污的手背上青筋暴突。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世上有太多人，在各自的角落里，用最粗糙的话，说着最明白的理。

换好轮胎，我把老赵叫醒，扶着他回旅馆。陈淑芬已经烧好了热水，泡了茶，见我们回来，忙把老赵安顿到床上。老赵一沾枕头就睡着了，鼾声如雷。陈淑芬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我上午在观景台那儿，听两个游客说，镇子东头有个老邮局，已经荒废了，里面有面墙，全是来往的人钉上去的车票、照片、纸条。说是许愿墙。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有些犹豫，说那些东西，都是年轻人玩的。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安静的固执：“去吧。就当替老钱看看。我也给老钱贴一张。”我心里一动，点点头。

等老赵睡熟了，我们出了门。小镇的午后很安静，阳光懒懒地趴在石板路上，路两旁的屋檐下挂着褪了色的红灯笼，风一吹，轻轻摇晃。老邮局在镇子的最东边，一栋低矮的青砖瓦房，大门歪斜，玻璃碎了好几块，门板上粉笔写着“危房勿近”。我们走进去，空气里浮着细小的灰尘，阳光从破窗漏进来，照出一束一束的光柱，像舞台上的追光。四面墙上果然密密麻麻，钉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花花绿绿的门票、车票、电影票，有拍立得照片，有烟盒纸、便签纸，甚至有人用石头直接在墙上刻字。大部分是年轻人的，也有老人留下的，字迹苍老而用力。

陈淑芬从兜里掏出一张小小的白色卡片，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垫在掌心，用力按到墙上，又找了一枚生锈的图钉，仔细地钉好。我没凑过去看，只站在不远处，看着她做完这一切。她转过身来，冲我笑了笑，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走吧。”

我们沿着原路往回走。陈淑芬忽然说：“老张，你刚才是不是没看你那张。”我“啊”了一声。她说：“我也给你写了一张。”我一愣：“写我什么？”她笑而不语。我追问了几句，她只说：“以后有机会你自己来看。”我摇摇头，笑了。这女人，心里藏着一片海，面上只给你看一圈涟漪。

回到旅馆，老赵已经醒了，正坐在床边抽烟。烟灰掉了一地。见我进来，他抬头，眼神有些空洞：“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秀兰了。她还是二十岁的样子，扎着两条辫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冲我招手。我跑过去，怎么也跑不到她跟前。后来我就醒了。”他把烟掐灭在矿泉水瓶里，站起来去洗脸。水声哗哗响着。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一个人真正老去，不是从皱纹和白发开始的，而是从他开始频繁地梦见过去、却再也跑不到那个梦里去的那一刻。

晚上，镇上的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哗啦哗啦响。我们谁都没有睡意，就坐在陈淑芬和我的房间里，泡了一壶浓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老赵的情绪好了些，开始讲他儿子，说他儿子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加班，三十四了不结婚。他催过几回，儿子说，你自己婚姻过成什么样，还想把我往火坑里推。他说他当时气得把电话砸了。他说到“火坑”两个字的时候，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他说的也没错。我这辈子，欠他娘俩的，下辈子都还不清。”我问他，嫂子知道秀兰吗？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点了一根烟，吸一口，慢慢吐出来：“知道。结婚前就知道。我跟她说过。她说她愿意等。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她等到了，我也没兑现。我人都在这了，心还在外头飘着。”

陈淑芬端着茶杯，静静地听，听到这里，忽然问：“老赵，如果明天，秀兰真的站在你面前，你怎么办？”老赵的手指夹着烟，停在空中。烟灰积了老长一截，轻轻一抖，落在他裤子上。他低头看着那截灰白的烟灰，像在看自己这几十年的光景。过了很久，他说：“不知道。”他又吸了一口烟，把剩下的半截按在烟灰缸里，用力拧了拧：“我不敢想。一想，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那一夜，我们又聊到很晚。窗外的风像一只巨大的手，不停拍打着窗棂，仿佛要把这间小小的屋子连根拔起。我躺下之后，很久没有睡着。闭着眼睛，耳边是陈淑芬均匀的呼吸声，和老赵在隔壁隐约传来的咳嗽声。我翻了个身，看见窗外黑漆漆的夜，什么也没有。可我总觉得，在那片黑暗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那是秀兰的眼睛，也是我老伴的眼睛，是所有我们亏欠过、又忘不掉的人的眼睛。它们不逼你，不催你，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你。等你有一天，也变成一双眼睛。

第三天早上，老赵又精神了。他说来都来了，再往山里深处开一开，听说有个村子，叫枫树湾，风景比前山还好。我们没反对，把行李收拾好，退了房，开车往山里去。路越开越窄，柏油路面变成了砂石路面，两边的树越来越密，红叶遮天蔽日，像一条红色的隧道。陈淑芬坐在后排，把车窗开着，拿手机录外面的风景。老赵开着车，嘴里哼起了歌，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我只听清了一句：“山青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他的声音沙哑而轻快，像个走远路的孩子，终于看见了村口的灯火。

枫树湾真小。小到只有十几户人家，房子都是老式的石头房，墙上爬满枯藤，屋顶上落着厚厚的红叶。车子停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我们下了车，脚踩在软软的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响。村子里安静得不像话，像是所有声音都被这满山的红叶吸走了。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遇到一个在门口剥玉米的老太太，问她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她抬手指了指村后的小路，说沿着往上走，有片老枫林，树都上百岁了。我们道了谢，往上走。小路两旁长满野草，露水还没干，裤脚不一会儿就湿了。走到半途，陈淑芬走不动了，说脚疼，让我们先上去。老赵说那怎么行，万一你一个人丢了。她说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丢不了，她想歇一会儿，看看风景。我见她脸色有些白，额上渗着细汗，就说我陪她在下面，老赵你一个人上去。老赵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从车里拿了瓶水给我，自己上去了。

陈淑芬在路边找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把鞋脱了，揉了揉后脚跟。我在旁边蹲下，问她还行不行。她笑了笑说：“老张，我这辈子没爬过什么山。跟老钱谈恋爱的时候，他说要带我去爬泰山，看日出。后来忙着工作，忙着攒钱，忙着买房子，忙着跟命运讨价还价，就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躺下了。”她把鞋重新穿好，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抬头望向山顶的方向，目光平静如深秋的湖水：“所以这回出来，我才决定把坛子放家里。我想，我总得让他看看，我一个人也能走出来。”

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碎成一地金黄。风过处，满山的红叶像一片沸腾的海。我站在她身边，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比任何一次出来时都要好看。她脸上有岁月留下的沟壑，眼睛下面有常年失眠留下的乌青，可她的眼里有光。那光不刺眼，不灼热，像深夜里的一盏旧台灯，温暖而克制。

老赵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头发上沾着一片枫叶。他一路走一路笑，像个孩子似地喊：“值了！值了！那几棵树，好家伙，两个人抱不过来！叶子红得跟火一样！”他走到我们跟前，喘着气，把手里一把红透的枫叶递给陈淑芬：“陈老师，拿着，给老钱带个信。”陈淑芬接过来，看了好一会儿，笑出了声。那笑声清亮亮的，在山谷里传出去很远。

我们在枫树湾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临走时，村里那个剥玉米的老太太还坐在门口，见我们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像跟一个认识多年的老邻居道别。

车沿原路往回开。离镇子还有几公里的时候，老赵忽然把车停在路边。他说，再歇一下，抽根烟。他下了车，靠着路边的护栏，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眼前慢慢散开，和傍晚的山岚融在一起。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他的脸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格外苍老，每一道皱纹都装着一件往事。他说：“老张，回去之后，我打算去趟秀兰老家。不远，就在隔壁县。我不找她。我就去她村口站一站，看看那棵老槐树还在不在。”他吐出一口烟，笑了笑：“你得理解，我不是要跟过去较劲。我是想跟它道个别。”

我点点头。有些东西，是需要一个仪式的。哪怕那个仪式，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可笑。可对老赵来说，那是他给自己松绑的唯一方法。

回城的路比来时要顺。高速上车不多，老赵把车速提了起来。陈淑芬在后座睡着了，脑袋歪在车窗上，呼吸均匀。我靠着副驾驶的椅背，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村庄、河流和山峦。天色将暗未暗，天地间弥漫着一层淡淡的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从衣兜里摸出手机，翻了翻。临出发前，儿媳妇给我发过一条消息，问我在哪，说安安学校要开家长会，他们两口子都没时间，问我能不能提前回来。我当时回了一句“后天到家”。现在，我盯着那条消息，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儿子和儿媳都在一家公司上班，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我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搭把手。可我知道，有些忙，我搭得再多，也填不平他们心里的沟壑。他们吵架，最凶的一次，儿媳摔门而去，儿子坐在沙发上，抱着头说：“爸，我有时候真羡慕你。你那时候穷是穷，没这么多糟心的事。”我看着他，很想告诉他，我那时候的糟心事，他想不到。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泥潭，你站在岸上，看别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觉得不过如此。只有自己陷进去，才知道那泥有多黏，多冷。

车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老赵先把陈淑芬送回了家。陈淑芬下车前，把那一把枫叶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说回去夹在书里，风干了，给老钱供上。她冲我们笑了笑，说谢谢你们。我摆摆手。老赵说：“客气什么，回头一起吃火锅。”陈淑芬转身上楼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瘦小，挺直，像一株在风里摇摆却不倒的芦苇。然后，老赵又把我送到了楼下。我下车，站在单元门口，朝他挥挥手。他放下车窗，喊了一句：“老张，下回还跑不跑了？”我笑了笑，没说话，转身开门。身后，老赵的车发出几声突突的响，像在笑，又像在叹气。楼道的声控灯亮起来，黄澄澄的，照着墙上贴满了的小广告。我一步一步走上楼去，掏出钥匙开门。屋里很黑，很静。我没有开灯，摸黑换了鞋，走到沙发边坐下。

坐了很久，我拿出手机，给儿子回了一条消息：“明天到家了。家长会我去。”

第二天下午，我去学校开家长会。孙女安安上小学四年级，见了我高兴得直跳。家长会在教室里开，老师在上面讲孩子的学习和纪律，我坐在小椅子上，膝盖顶着课桌底，腰板挺得老直。旁边的小同桌跟我聊天，问他妈妈怎么没来。我说我是他爷爷。他哦了一声，说爷爷你真年轻。我乐了，摸摸他的头。开完会出来，安安牵着我的手，路过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说想买一支自动铅笔。我说买。她挑了半天，挑了一支粉色的，像一只小鸟的翅膀。我们往回走，夕阳正好，把一老一小的影子拉得老长。她突然问我：“爷爷，你想不想爸爸？”我愣了一下，说：“想啊。”她又问：“那你想奶奶吗？”我停下脚步，低头看她。她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我蹲下来，把她抱起来，说：“想。爷爷天天想。”她把小脑袋靠在我肩头，说：“我也想奶奶。”我拍着她的背，心里那口憋了两年的气，似乎稍微松了一些。

那天晚上，老赵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我去过了。村子还在，槐树也没了。问了个老人，说秀兰前年就走了。乳腺癌。”我握着手机，没说话。他又说：“我在村口坐了一下午。给她烧了点纸。风吹起来的时候，灰飘了老高。我对着那些灰说，秀兰，我来晚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可我知道，电话那头，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用尽了全身力气，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嗯了一声，说：“去了就好。说清楚了，就放下吧。”他忽然笑了一下，说：“放下了，放下个屁。老张，有些事，你放不下的。你只能背着它，继续往前走。背着往前走，不趴下，就算对得起过去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是。背着走。”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城市像一片巨大的海，每一点灯火都是一个岛屿。岛上住着的人，谁不是背着一袋子的过去，在过日子？

我和老赵、陈淑芬后来又聚过一次。就在我家，我做了几个菜，老赵带了瓶酒。陈淑芬还是那么清瘦，话不多，但看得出来精神不错。她说她报了社区大学的国画班，老师说她有底子，进步挺快。我说那敢情好，等画好了送我一幅。她说行，就画那天在枫树湾看见的老枫树。老赵在一旁剥花生，听着听着，忽然笑起来。我和陈淑芬都看他。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就是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他儿子上个月主动给他打了电话，说谈了个对象，过年带回来看看。他儿子还在电话里说了一句“爸，你以前跟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别光想着自己能给什么，也想着自己别要什么。我想了想，有道理。”老赵说，他听了这话，一个人喝了半宿酒。那半宿，他一直在想秀兰，想他老婆，想他这大半辈子。天亮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也挺好。老婆还在，儿子懂事了，自己还能开着那辆破捷达，去没去过的地方。人不能什么都要。人只能要得起什么，就拿住什么。

入冬以后，我很少出门。每天在小区里散散步，在楼下看人下棋，偶尔接安安放学，给她做点她爱吃的。陈淑芬偶尔会发几张她画的画过来，有时是一片山色，有时是一角屋檐，笔触淡淡的，像雾一样。老赵偶尔来家里坐坐，带着他那套旧茶具，泡茶给我喝。他总是来去匆匆，说还要去公园跟孙梅跳舞。对，孙梅又回来了。听说她的直播间有了起色，有了一帮固定的老年粉丝。老赵说，孙梅现在不喊“家人们”了，改喊“老哥哥老姐姐”。我听了哈哈大笑。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像一条安静的河，表面看不到多少流动，可水底的泥沙，却一刻不停地往下游走。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三次自驾游。想起老赵在垭口扇出去的那一巴掌，想起陈淑芬抱着骨灰坛在服务区背诗，想起老赵蹲在路边哭，说看见了初恋。这些场景像车窗外的风景，远远地挂在记忆里，说不上多美，却清清楚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看不下去”。也许一开始是的。我嫌他们折腾，嫌他们不像个“正经老人”。可后来我慢慢明白，那些折腾，那些出格，那些不管不顾，是他们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人老了，日子像被抽掉一样，一天比一天轻。你不找点东西压一压，风一吹就散了。他们只是找得太用力了点。

年前，陈淑芬给我寄来了一幅画。打开一看，果然是一片老枫树，漫山遍野的红，浓烈得几乎要从纸上淌下来。画的一角，用极淡的墨写着一行小字，是老钱的一句诗：“别后枫山红万木，仍有余温在枝头。”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画纸凉凉的，可那字里，真的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我给陈淑芬回了电话，说画收到了，谢谢。她问我，看出什么了没有。我说，看出来了，你不给他交作业了，你是在给自己画。她在那头轻轻笑了，说：“那你可得好好保管。等我死了，它是要升值的。”我也笑起来。

除夕那天，我、老赵、陈淑芬一起吃了顿饭。本来儿子和儿媳也要来，临时被亲家叫走了。我就把老赵和陈淑芬请到了家里。三个人包了饺子，看了春晚。老赵喝了二两白酒，脸喝得红扑扑的，说起儿子过完年要订婚的事。陈淑芬说那好啊，到时候请不请我们喝喜酒。老赵说那得看儿子还认不认他这爹。我们都笑。窗外爆竹声越来越密，烟花在夜空中炸开，像谁把一篮子星子泼向了人间。陈淑芬站在阳台上看烟花，老赵拿手机拍，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的背影。两个老人，一高一矮，像两棵在风里挨在一起的树。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老来伴了吧。不是夫妻，不是恋人，就是在人生的末梢上，还能有个活物，陪着一起看看烟花。不必说话，不必牵手。就一起站着，知道旁边有个人，也没睡着。

就在烟花最盛的时候，陈淑芬忽然转过身，对我和老赵说：“过了年，我想再去一趟。”老赵回头看她。她笑了一下，说：“想去海边。看看冬天的海。”老赵一拍大腿：“行啊！开我的车！沿海公路，我熟！”我笑着摇摇头。这俩人。一个要把亡夫看遍山川，一个要跟旧爱隔空道别。还有我，一个总说看不下去、却一次又一次跟着上路的人。我们三个，像三种各不相同的老物件，被岁月磨出了不同的包浆。说不上谁比谁通透，谁比谁糊涂。只是都还在路上。

送走老赵和陈淑芬后，我关上门，屋里一下子又安静下来。电视里还在播着春晚，歌舞升平，欢声笑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里那些年轻的、充满朝气的脸，忽然有些恍惚。这一年，我退了休，没了伴，跑了三趟不算远不算近的路，见了一些人，听了一些事。日子像一本旧书，翻到后半本，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可还是能看出一些轮廓来。窗外，又一朵烟花升上天空，在最高处炸开，把整面窗户都照亮了。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我老伴的脸，在花火中一闪，然后熄灭。我没有哭。我只是靠在沙发上，轻轻地说了一句：“过年了。”

后来，我好像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看见一辆蓝色的老捷达，正沿着一条望不见尽头的路，一直向前开。车里坐着三个人，一个在笑，一个在说话，一个靠在车窗上打盹。路的两边，是漫山遍野的红叶，红得像火，像血，像用尽了力气烧出来的晚霞。

而后，路也模糊了，车也模糊了，只剩下一片温暖的红。像有人往这苍凉的世上，泼了一壶滚烫的、带着甜味的光。

我没有醒。或者说，我不想醒。

日子还在继续，像轮胎压在路面上的纹理，一圈一圈，碾过去，留下浅浅的印。有些会被雨水抹平，有些会嵌进柏油里，很多年以后，还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