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内心世界的老年叙事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日益庞大，但是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却依然缺乏足够的主体性，叙事大多停留在外部社会生活层面，很少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作家洪放的短篇小说集《双琴》收录了他近年来在《十月》《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杂志上发表的《旗袍》《双琴》《九命》《人鱼》等11篇力作，其中不少篇目都将视线聚焦到老年群体，构建一种独特的老年叙事时空，由此探寻他们的精神内核。

在时间上，洪放小说的老年叙事常将老年群体置于临别之际，来考察他们的执念与破执、坚守与超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正是死亡让人有限，有限才使人敞开。死亡并非单纯的终结，而是存在得以显现和庇护的场域。从存在主义角度来说，老年人的执念是一种抓住旧物与旧我，不肯承认自己正在消逝的逃避。小说集里的老人在临终之前，经由执念凝练出一生的经验。短篇小说《双琴》里的戏曲导演鲁可凡对艺术理想的偏执、《风骨》里书法“大师”大芥子对文人风骨的坚守、《旗袍》里戏曲名角小宛对爱情的心结等，正是对这些临终之人执念的钩沉与表现，既凸显出人性的弧光，又让人物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典型性。洪放对这些执念具有人文意义上的关怀与反思，鲁可凡年轻时的艺术偏执造成了他人的现实伤害，在临终前完成破执；大芥子迫于生计的艺术人格分裂，让“我”产生理解之同情；对于小宛求而不得的爱情，只留下一声叹息。“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死亡的逼近，才让生的意义得到升华。

在空间上，洪放在小说里经常借助“异托邦”来寻求重新打量现实的角度。所谓“异托邦”，就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既有“乌托邦”的异质性特征，又具有现实社会空间的可实现性，比如医院、监狱等场所。这类空间蕴含着一种主体位置与叙事策略，小说中的老年群体在这些异质空间里被剥离原有身份，重新确认自我。《旗袍》的故事发生在病房，身患绝症的戏曲名角和著名编剧都置身于这一空间中，过往众星捧月的生活在这里归于冷清，使得他们重新认识生命与爱情的意义。《过境》的叙事设置在殡仪馆，这里是生命最后必经的“过境”，时间被压缩，身份被悬置，人的社会属性退场，生死观与代际精神的差异得到凸显。《风骨》里大芥子的破旧书斋与工作室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他的真名与笔名，是风骨与皮相的迥异，也是理想与生活的坚守与妥协，有助于真正了解他的内心。

洪放的老年叙事语言平静克制而又充满诗意，叙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是靠日常生活细节来支撑深刻的主题。《午宴图》写一对重组家庭的高龄夫妻，在得知罹患绝症之后，主动选择体面分开，用一桌饭菜收束16年相濡以沫的黄昏之恋。小说叙事极慢，一万多字的篇幅只写深秋清晨起床到午宴散场的半日时光。洪放喜欢在小说里频繁描写日常器物，《双琴》中老旧剧团的建筑、烧开水的水壶、柜子里存放的明前小花茶、剧团残破的戏服，《五十寿》里饭桌、酒盏、旧家具、待客的茶点等。这些器物细节是“不可化约的多余物”，既在平实中蕴藉着人物情感、时代精神，又强化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品质，更间接彰显了老年群体的主体性，涨破了中短篇小说篇幅固有的精神容量。

洪放小说中的老年叙事还蕴含着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开始，“老年”与“少年”对立，往往意味着保守、沉暮、衰朽，象征着现代性的对立面，老年形象也由此固化。小说集里的很多老年叙事是通过还乡模式展开，这又将老年群体放置于现代性视野中进行考察。《风骨》中的“我”从合肥回到故乡桐城，间接而深入地了解到大芥子的生平轶事；《午宴图》里的老夫妻从合肥、南京回到青桐小城养老；《五十寿》里的凤歧从省城返回青桐过五十岁生日等，还乡模式将老年生活从现代化都市中抽离而出，和乡土世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小说中的温情、尊严、信仰，与城市文明、进步叙事形成对比，既完成了文学中“老年”形象的多元化，又由此叩问现代文明的得失，追问何为完整的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