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特务万国雄男扮女装潜伏多年，1956年竟被亲生妹妹举报而落网入狱！

195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上海雁荡路的弄堂口渐渐安静下来，摊贩收摊，街灯刚亮。几名并不起眼的侦查员在弄堂里穿行，径直走向55弄的一处出租屋。有人轻声敲门：“王秀娟，开一下门。”屋里的人只是顿了顿，什么都没问，转身把门打开。他很清楚，自己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伪装，到这一天算是彻底结束了。

这一刻站在门后的“王秀娟”，其实叫万国雄，1925年生于重庆璧山健龙乡一个富裕地主家庭，曾是国民党极其活跃的反动分子和特务。他靠男扮女装，在广州、上海辗转潜伏多年，自以为布下了重重伪装，没想到绊倒他的，却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家书，以及一位共青团员妹妹的举报。

很多人都好奇，他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前途不错的学生，变成臭名昭著的特务？又是怎样一路逃亡，最后在上海落网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的开端既不在上海，也不在南京，而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巴渝乡间院落里。

一、地主之子走上歧途：从“有志青年”到反动打手

1925年3月12日，万国雄出生在重庆璧山健龙乡的一个大户人家。家里田地成片，是当地数得上的地主。吃穿不愁不说，家里还舍得花钱供他读书，请先生、买书，条件在当时的乡村算得上优渥。

父亲并不是只图儿子继承家业的那种人，心里还是有点“家国情怀”的。他给儿子取名“万国雄”，意思很明显，希望儿子长大有胸怀、有本事，能为国家做点事，在动荡时代闯出一番事业。那时很多读书人都想图个“建功立业”，万家老父亲也不例外。

少年时期的万国雄，确实聪明。学习成绩拔尖，反应又快，待人也算机灵圆滑，老师同学对他印象都不差。家里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也渐渐形成一种优越感，认为理所当然应该走上“出人头地”的道路。

问题出在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家里给了他知识教育，却没有给他扎实的道德底线和真正的国家观念。他懂得怎么“出头”，却没想过这条路要为谁服务、要付出什么。父亲希望他报效国家，他心里想的，却更多是名利权势。

上高中的时候，他在成都华西协合中学就读，那是当时西南地区较有名的教会学校。正值抗战时期，社会形势复杂，各种政治势力在校园里暗中角力。就在这时，他主动靠拢上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三青团”。

“三青团”名义上是青年组织，实际上长期充当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打压进步学生，监视舆论。万国雄加入之后，很快显露出对权力的敏感和对暴力的适应。他在一次镇压进步学生的行动中表现得极为“积极”，对同校学生大打出手，毫不手软。

那次行动过后，他被提拔为成都“三青团”地方负责人之一。在一个高中生看来，突然拥有指使别人的权力，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他开始尝到权力带来的“快感”，也从此踏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

不久，他考入国民党中央大学。按理说，能在抗战时期进入这样等级的高校，是难得的机会，许多同龄人选择投身救亡运动、寻求进步道路。而他却顺着原有方向进一步滑向深渊。

在中央大学，他先是担任三青团训练股长，负责对新成员进行思想灌输和组织训练。训练方式强调服从、反共、防“异端”，他在其中扮演的是教官式的角色。入学第二年，他正式加入国民党，又转入彭家瑞领导的“三思社”这一特务色彩更浓的小圈子。

彭家瑞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人物，“三思社”实际上就是一个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情报和打手组织。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彻底把命运绑在反动派战车上。万国雄并没有犹豫，他觉得这是升迁的捷径。

大学毕业后，万国雄因在校期间多次参与打压进步学生，被上级看中。他先后担任三青团中央团训练导师和指挥，又出任与国民党青年部合办的《中国学生》报社社长。一个年轻人同时握着“棍子”和“笔”，一边组织镇压，一边操纵舆论，开始在反动阵营里出头露面。

这个阶段，他做的事情很清楚：大肆抓捕、监控、迫害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配合特务机关搜集名单，甚至亲自参与审讯和打骂。有些人只是散发传单，或者在课堂上说了几句同情解放区的话，就会被他“盯上”。在当时学生的记忆里，这个戴眼镜、说话温声细气的青年干部，转身就能下死手，手段冷酷无情。

不得不说，他的“事业”确实越做越大，职位也一升再升。但这条路的代价，就是每往前迈一步，就要踩着更多同胞的鲜血。到了南京政府末期，他已经是三青团系统中的重要骨干，被视作打击革命力量的“尖兵”。

二、南京败局与逃亡起点：特务换装成“女记者”

到了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权事实上已经无力回天。1949年初，毛泽东指挥解放军渡江作战，直指国民党首都南京。

身在南京的万国雄，对形势并不糊涂。他比很多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过去这些年干了什么。那些被他迫害过的进步学生，有的被捕，有的牺牲，案件卷宗堆了一摞又一摞。他很清楚，一旦解放军进入南京，他这样的骨干特务是不可能轻易被放过的。

南京城内的风声越来越紧，不少国民党要员和特务开始抢着逃命，有的南下，有的出海。他也开始收拾这些年敛来的钱财，急匆匆离开南京。逃跑的时候，他心里明白：以原来的身份，不管逃到哪里，都随时可能暴露。要想活下去，必须把自己“抹掉重来”。

在这个节点，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彻底放弃男性身份，男扮女装，从此以“王秀娟”的名字活动。

这并不是临时起意。他后来在被捕后的交代中提到，自己从少年起就有明显的易性倾向，心理上更认同女性角色，长期偷偷穿女装、学女性言行。在《中国学生》报社时期，他经常在夜里锁上房门，换上旗袍，对着镜子化妆，自言自语，很怕被人撞见。

这类心理问题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也没有任何正规疏导。他既害怕暴露，又难以克制，只好把这种习惯完全藏起来。也正是这些年秘密“练习”，让他在仪态、妆容、行走姿态上模仿得颇为逼真。

逃离南京后，他决定把自己的“秘密爱好”变成保护伞，干脆完全以女性形象示人。新身份既能躲避追捕，又能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易性癖，这在他看来是一举两得。

他先南下广东，以“湖南东安女子王秀娟”的身份，在柳州一家报社谋到一份女记者的工作。凭着原本不错的文字功底和学历背景，他写稿不成问题，言谈举止也刻意偏向温柔腼腆，让同事更相信他是个受过教育的女子。

柳州的报社老板只觉得这位新来的“女记者”文笔好、人也利落，对其身世未加深究，很快就把她当成普通员工看待。短短几个月，万国雄的伪装在柳州站稳了脚跟。

问题在于，大势并不会因为他的伪装而停下。1950年前后，解放军部队相继进驻广西各地，柳州也迎来了解放。对一个心虚到极点的潜伏特务来说，安稳的日子又到了头。

他再一次匆忙离开，这一次去向上海。柳州那家报社，后来只记得女记者“王秀娟”突然不告而别，至于她是谁，从哪来、又去了哪里，没人说得清楚。

三、雁荡路上的“王秀娟”：男扮女装隐藏在弄堂深处

逃到上海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不久。上海是全国最复杂的城市之一，旧势力残余、外来人口、失业知识分子、旧行业艺人，都集中在这座大都市里，鱼龙混杂，既是藏身之地，也是风声最紧的地方。

流亡多年，手上的积蓄也差不多花得七七八八，他已经很难继续靠过去的钱苟活。为了在上海找个落脚点，他以“无依无靠女性”的身份，进入了一家专门收留困难女子的简易宿舍——“圣玛利女子宿舍”。

就在这里，他遇到了此后命运紧紧纠缠的女人——陈姓女子。一位刚与丈夫离异不久的京剧演员，暂时无家可归，被分配和“王秀娟”同住一间宿舍。

起初，陈女士完全把他当成普通室友看待。两人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在宿舍里小声闲聊，谈的多是日常琐事和新社会的变化。陈女士心情低落，常常叹气，“王秀娟”会主动安慰，帮忙照看生活上的小事，用的是典型“闺蜜式”的关心。

日子久了，两人关系越来越近。宿舍条件简陋，人多嘈杂，她们商量干脆在外边合租一间房，互相照应。不久，两人就搬到了淮海中路和复兴中路之间的雁荡路55弄，租下一间小屋开始新的生活。

在弄堂里，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物：二十多岁，身材纤细，打扮入时，说话声不高，始终自称姓王，叫“王秀娟”，介绍自己是南京来的大学女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中文。搬来那天，她穿了一件豹纹貂皮外套，脚踩整齐皮鞋，头发乌黑油亮，眉眼打理得十分精细。

邻居后来回忆，第一眼看到她，还以为是哪家大小姐赌气出走，跑来弄堂里住。谁能想到，这个“王小姐”其实是曾经在特务机关里叱咤风云的狠角色？

在外人眼里，屋里住着两位单身女子，感情很好，经常互相称“好姐妹”。陈女士对外说，自己在教京剧，准备开个小班；“王秀娟”则挂上“东玉美术社”的牌子，在家里做手工丝绒书、画贺卡，还给上海《新民晚报》投递稿件赚点稿费。日子虽然不宽裕，但看起来勉强能维持。

万国雄对隐蔽极为谨慎。他几乎不与邻居多话，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多半点点头就匆匆离开。天气再热，他也坚持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旗袍领子扣到最顶，脖子上从不外露一点皮肤。

有一次，他晚上卸妆太粗糙，为了擦掉前一晚涂得过重的脂粉，用力过猛，把脸弄得青一块紫一块。同屋的人问起，他平静地说是“不小心撞了一下”，对方虽然觉得奇怪，也没往女装这方面想。

还有一次，他匆匆出门时忘了扣好旗袍最上面的一颗扣子，刚好被邻居瞄到他喉结微微凸起。这位邻居在弄堂里小声议论：“那位王小姐，脖子好像有点怪……”消息一度在附近传开，大家七嘴八舌，觉得不对劲，却也说不出究竟哪儿怪。

有意思的是，时间一长，周围人又渐渐放下了戒心。一来没有明显证据，二来陈女士每天都和“王秀娟”形影不离，亲密得就像亲姐妹，大家索性当作一次看花了眼，事情又被搁到一旁。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两个人搬出宿舍后的某个日常。

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再严密的伪装也很难滴水不漏。陈女士很快发现，“王秀娟”无论外面多热，回到屋里依旧不肯轻松着装，睡觉前也从来不在她面前换衣服，总是躲进厕所，把全身里里外外收拾妥当再出来。

疑问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爆发的一刻。有一天，“王秀娟”上厕所忘记插门，陈女士推门进去，正好撞见他站着方便的一幕。两人愣在当场。

沉默持续了一阵，万国雄缓缓说：“你既然看见了，也就没有什么好瞒的。”随即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过去经历，以及长期男扮女装的原因，原原本本向她摊开。

陈女士震惊是真实的，但感情也是真实的。长期相处下来，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个“闺蜜”产生了依赖和好感。得知真相后，她没有立刻远离，反而接受了这位“假姐妹”其实是男人的事实，两人的关系也从室友，慢慢变成了结发夫妻。

从那之后，在外人眼里，她们依旧是关系亲密的“好姐妹”；只有关上房门的夜晚，才显露出夫妻关系的真实面目。陈女士也从此成了唯一一个完全知晓“王秀娟”真相、却始终对外绝口不提的人。

从特务到“女教师”、从暴力打手到家庭手工业者，这种身份反差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强烈。但有一点没有变——他从未主动向组织自首，更没有对自己的罪行表现出真正的悔改，只是把一切希望押在伪装和运气上。

四、举报信与落网：妹妹在亲情与正义之间的选择

在上海雁荡路这条弄堂里，岁月看上去过得还算平静。但在几百公里外的重庆璧山，一个家庭却始终有一根弦绷着——那就是万家的长子，这个多年前投身国民党、后在南京失踪的儿子。

1949年前后，随着新中国成立，很多家庭都在等待失散亲人的消息。万家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曾经盼着这个儿子“有出息”，却眼睁睁看着他走上特务的道路。南京失守后，万国雄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里迟迟收不到任何音讯，既不敢说他遭了报应，也不敢真心指望他能幡然醒悟。

1953年，一封寄自上海的信寄到了璧山老家。信封上写着寄信人“王秀娟”，落款也是这个名字。信里大意是向老人家报平安，说在上海一切尚好，不必挂念。问题是，万家根本没有亲戚叫这个名字，父母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只觉得莫名其妙。

这封信本来可能就会被当成一次误投或恶作剧扔在一旁。万家的小女儿却对它记了下来。这位小女儿，当时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有着比较明确的政治立场，对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认识得很清楚。

她心里明白，自己的这个哥哥在旧社会做过什么。家里早年传回来的只言片语，足以让她意识到，他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参与打压学生的那一类人。在新社会的氛围里，她对哥哥的评价，和对那些反动分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955年的某一天，她突然回想起两年前那封来自上海的“王秀娟”的信，心里一阵一阵发紧。这个陌生名字、这封刻意报平安的信，再加上哥哥多年来杳无音讯，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让她隐隐有了一个猜测：那封信，很可能是哥哥用假名写来的。

她开始频繁思忽物证和线索，翻出当年的信纸反复查看，拿去给村里文化水平高些的人看看字迹，又对比哥哥以前留下的字条。越比，越觉得相似。她一边回忆哥哥早年在成都、南京的传闻，一边想到自己现在身处的新社会、身边牺牲的烈士，内心的冲突越来越强烈。

“要不要举报自己的亲哥哥？”这个问题，换在任何人身上，都不会轻松。陈旧的家族观念和新的革命立场，在她心里激烈碰撞。她知道，一旦向组织反映，意味着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个哥哥；但如果放任他继续潜伏下去，又对不起那些被他迫害过、牺牲掉的青年。

挣扎了很久，她还是走进了组织的大门，将多年来了解到的哥哥情况和那封信的细节，一一向党组织说清楚。这个决定，用当时的话说，是“大义灭亲”，但对她个人而言，不难想象那种痛苦。

有了这封举报信，以及她提供的诸多线索，上海公安机关开始悄悄进行核查。他们调取相关档案，把“王秀娟”这个名字和旧特务系统中失踪人员的材料对照，进行笔迹分析、路线比对，再通过户籍调查和街道走访，一点点缩小范围。

1955年之后，公安部门逐步掌握了“王秀娟”的活动轨迹：柳州报社的短暂任职、突然失踪，上海报社投稿记录，雁荡路55弄“东玉美术社”的注册情况……这些看似零碎的线索，慢慢勾勒出一个轮廓。

到了1956年，证据链已经比较完整。案情确认后，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实施抓捕。那天夜晚，几名侦查员佯装普通访客敲响雁荡路55弄的小门，屋里的“王秀娟”只看了一眼来人，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跟我们走吧。”侦查员语气平稳，没有多一个字。

这一次，他没有再反抗，也没有上演什么激烈戏码，只是低下头，任由对方戴上手铐。从南京仓惶出逃，到柳州再到上海，他靠男扮女装、易名隐匿度日，足足熬了七八年，所有侥幸从这一刻起全部破灭。

随后的审讯中，调查人员核对了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与镇压、迫害学生的详细材料，又对潜逃期间的活动进行补充取证。案件很快定性为严重反革命案件。在公开宣布结果时，新中国人民政府依法以反革命罪判处万国雄有期徒刑十五年。

陈女士因长期知情不报，被判处两年管制。她在被问讯时，对两人的经历做了详细说明，其中包括最初完全不知情，到后来发现真相、选择沉默的心理过程，也如实写进了公安档案中。

从重庆地主家少爷，到成都、南京的反动学生领袖，再到上海雁荡路女装“王秀娟”，这条路看上去充满戏剧性，实质却是从一个错误一步一步走到不可回头的深渊。家庭出身给了他读书和成长的条件，却没有让他在关键时刻站到人民一边；个人的易性癖本可只是一个隐秘的心理问题，却被他用来作为逃避法律制裁的工具。

有人或许会好奇，如果他当年在南京崩溃之际选择投案自首，结局会不会不同？历史不会给这样的假设任何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把心思全部放在“如何躲过清算”上，把伪装当成全部倚仗。

对许多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青年学生来说，判决书上的十五年，并不足以抵掉那些血债。这也是为什么，在公安档案里，对他的案情记载一贯简洁严厉，不做任何粉饰。

雁荡路的弄堂口后来换了一批又一批租客，曾经贵气十足的“王小姐”，只是老邻居偶尔提起的一个怪异回忆。而在更厚重的历史记录里，他的名字被归在特务分子一栏，作为那一代反动骨干被依法惩处的一个典型。

故事到这里，就停在1956年那扇被打开的小门前。对那一代经历过旧社会黑暗的人来说，这类案件不稀奇，却足够警醒：道路一旦选错，越走越远，终究要面对清算；而亲情与正义之间，有时确实会逼迫人做出极其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