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湄公河走访数月， 窥破‘东南亚无发展’的最大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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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导读】一条跨越六国的国际河流，承载着数亿人的生计，也见证了两个世纪的外部力量如何以自己的蓝图改写它的命运。

19世纪，法国殖民者沿湄公河北上，梦想将其开辟为通往中国南部的“黄金水道”，却在险滩与瀑布前铩羽而归，河流从此在殖民地图上“失语”。冷战时期，华盛顿把湄公河开发视为亚洲版马歇尔计划，试图用现代性的堤坝抵御共产主义的蔓延。然而，越战的狂轰滥炸让老挝承受了超过二战总和的炸弹量，留下的未爆弹药至今仍是农田里的梦魇。后冷战时代，世界遗产保护的“可见性”逻辑将琅勃拉邦塑造成一座静态的旅游橱窗，而老挝的工业建设几乎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国内电网脆弱不堪，民众在用电高峰仍需忍受高温。

如今，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湄公河流域。在中资电站、高速公路、农业基地和水利设施的施工现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开发逻辑正在浮现：它不仅发电，还帮下游村庄防洪；不仅修路，还带出了当地的沥青产线和施工标准；不仅建设，还手把手培养出了老挝本土的电站班长和柬埔寨的工程管理人员。

本文作者基于在老挝、柬埔寨两国的实地调研，试图回答一个困扰这片区域已久的“湄公河之问”：流域开发如何才能不沦为外部地缘博弈的飞地，而是真正嵌入本地社会，培育出东道国自主发展的能力？

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持续深化的当下，这些问题关乎的不只是水电与路桥，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发展合作中避免“中心-边缘”结构复制的深层命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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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条河流的命运，往往能够揭示一个区域发展的深层逻辑。湄公河流域跨越多国，连接着广阔的中南半岛腹地，承载着数亿人口的生计，也寄托着流域各国发展的梦想。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中资企业大规模进入湄公河流域，参与水电、交通、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成为这片区域最新也最具规模的外部发展力量。仅从表象来看，中国的参与与此前各阶段的外部介入仿佛具有诸多形式上的相似性：同样涉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依托外部资本与技术输入，同样嵌入紧密的双边政治关系之中。这种表面上的连续性，使得西方观察者倾向于将中国的实践纳入“新殖民主义”或“债务陷阱”的分析框架，将其视为湄公河流域外部依附史的延续。[1]

但片面的归类恰恰遮蔽了实质的差异：中国企业在湄公河流域的发展实践，深深植根于工程与在地社会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之中。它改变了外部力量主导建设、建成即离场的“飞地式”开发，转而催生出能够支撑自主发展能力积累的新型发展模式，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培育了自主进步的现实空间。

本文首先回溯了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历史脉络，梳理从殖民时代到后冷战时期外部力量介入的特征及其局限；继而基于在老挝、柬埔寨两国实地调研的材料，分析中资电站、农业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在老挝、柬埔寨两国的具体实践，尝试从中提炼中资企业属地化运营的底层逻辑与具体路径，及其对理解“一带一路”海外实践的启示意义。

▍ 失语的河流：殖民与冷战时期的飞地式开发

与今天民族国家自主谋求发展的战略思路截然不同，湄公河最初被纳入现代历史，全然依附于帝国扩张的功利蓝图。19世纪中叶，为抗衡英国在缅甸的势力，抢先打开进入中国南部的通道，法国于1866年派遣湄公河探险队从西贡溯流北上，试图验证其航运可行性。然而，离开柬埔寨境内相对平缓的河段，探险队便不得不承认，将其开辟为通往中国的“商业快道”几乎无望：支流在岩石间蜿蜒、被瀑布割裂，船只频繁迷失方向；进入湄公河干流后水势汹涌，常常需要借助绳索牵引，在最狭窄处甚至必须下水拖船，背负行李翻越岩石、绕过急流再重新装载。[2]此次勘测的副队长、法国军官弗朗索瓦·加尼尔（François Garnier，越南译作“安业”，华人称之为“安邺”）曾参与英法联军侵华和火烧圆明园。他在沿河北上时失望地写道：“第一天，我还愉快地憧憬着通过这条大河轻易连接中国与西贡的贸易，而今，这一梦想已遭受沉重打击。”[3]法国因此迅速放弃了将湄公河视为“黄金水道”的设想，湄公河上中游也在殖民地图上失去了开发价值。《老挝史》的作者埃文斯·格兰特认为，殖民统治的“漠视”既成为湄公河地区免于过度残酷剥削的一种意外缓冲，但又确实影响了其后续的发展路径与产业发展。[4]

直到冷战到来，湄公河才以不同的角色重新进入西方世界的“问题清单”。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需求下，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将湄公河开发纳入议程，试图将其打造成亚洲版的马歇尔计划。在当时的华盛顿看来，老挝与柬埔寨的贫困是激进政治动员的温床，而驯服这条河流、以此输出电力与繁荣，便是修建一道抵御革命的现代性堤坝。为弥补老挝王室在农村发展上的浪费、腐败和无能，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深度介入了湄公河开发方案的制定，试图通过扶持农村发展项目来对冲巴特寮游击队的政治动员。被当地民众称为“老挝海”的南俄1电站，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标志性工程。它曾被寄予厚望，意图通过向泰国出口电力换取外汇，从而维持亲西方的老挝王室政权的稳定。然而，这一轮宏大的湄公河开发很快因越战计划的破产、政权的更迭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撤出而终结。当支撑它的地缘政治浪潮消失后，它便随之消逝，并未为当地留下坚实的自主发展根基。

讽刺的是，冷战期间，这套被包装为进步象征的发展方案，也同时为战争机器提供了基础设施，为老挝、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被视为老挝乡村建设关键工程的南俄1电站，所发电力通过一条115千伏输电线路，经万象输送至泰国皇家空军基地——亦即美军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核心空军枢纽乌隆他尼。越战期间，大量军机从此处起飞，围绕胡志明小道与西哈努克小道两条北越的重要补给走廊展开狂轰滥炸。1964年至1973年间，老挝承受的轰炸烈度尤其惊人，平均每八分钟就受到一枚B-52炸弹袭击，美国在该国投下的炸弹总量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投弹总和。至今，老挝国土上仍然存在大量未爆弹药，给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也为开发建设增添了直接的安全成本。

然而，战争遗产导致的发展困境，并未被视作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正义问题，反而被吸纳进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之中：未爆弹药的清除逐渐演变为一项长期化、专业化的人道主义项目，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边援助体系运作。1998年以来，通过资助老挝的排雷工作，美国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形象，从犯下累累罪行的侵略者，摇身一变为面目慈善的援助者。相较于当初轰炸所造成的破坏，排雷援助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但其符号价值却极为可观：历史暴力的责任被转化为不对等的援助关系，而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则在援助关系中得以延续。

后冷战时期的主流发展范式具有显著的“可见性”导向，回避重塑自然、重建社会所必然伴随的复杂性与政治成本。在实践中，这一倾向往往使发展项目偏离建设生产能力与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方向，转而推崇一种去实体化、去政治化的治理范式。以老挝第二大城市琅勃拉邦为例，自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其保护规划与相关法规持续收紧。为保存外观上的“本真”，遗产区内的道路街区改造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连交通信号灯也因可能的视觉干扰而被避免。整座城市逐渐被塑造为一种供游客观赏的静态景观，工业建设则几乎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与此同时，以旅游为主导的发展策略也导致了全国性的产业工人缺口，许多电站往往不得不从保洁等岗位开始培养运维人员；在教育领域，外贸、酒店管理、旅游服务等专业比理工学科更受青年青睐，进一步抑制了产业发展的可能性。

老挝电力系统的“双轨”制，正是这种逻辑的具体体现。湄公河庞大的水能潜力赋予了老挝开发水电的丰裕自然禀赋，但其电力输送却在物理上被分割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网络：一套专门用于向邻国出口电力，另一套用于满足国内需求，两者在老挝境内互不联通并网。专供出口的线路从独立发电商直达泰国或越南的电网接入点，运行高效、收益稳定，其建设标准和维护水平与购电方的电网要求对齐；服务于国内的电网却长期脆弱不堪，输配电损耗高企，末端覆盖不足，就连首都万象也频繁停电。[5]近年来，加密货币“挖矿”热潮推动耗电量激增，使这种矛盾愈发尖锐：许多家庭为了省电被迫提早熄灯入睡，风扇停转，民众只能忍受高温；为解燃眉之急，政府有时甚至需要向泰国反向购电。[6]

美国天普大学越南裔学者阮诗瑶（Nguyen Thi Dieu）指出，在湄公河计划上，冷战时期美国的援助“更像是为应对当前危机而做出的机会主义反应，而非之于受惠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援助”[7]。如果说冷战时期的援助是服务于遏制战略的“机会主义反应”，后冷战时代以市场回报与可见性为导向的投资，又何尝不是更为隐蔽的“机会主义”？源自冷战和后冷战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都试图通过流域开发来缔造稳定和实现发展，却都与本地社会脱嵌。如今，中国企业来到湄公河流域，它们的深度介入与经营，又能否开辟一条超越冷战安全逻辑、不止于市场利益计算的路径，实质性地回应当地社会对自主发展的需求？

▍ 中国企业的社会共建：超越“交钥匙工程”

面对上述困境，中资电站的实践路径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性。西方资本及多边开发机构长期主导的“出口飞地”模式，往往会将电力与收益一并输出，实现资本的快速回流、规避风险。相反，中资电站从一开始便选择“优先保供本地”。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旗下的N电站，不仅是老挝中部电网的稳定基础，更在运营早期提供了万象地区近三分之一的装机容量，使湄公河的电力资源能够转化为本国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发电效益外，N电站也为老挝下游地区提供了长期的防洪保障。大坝建成前，每逢雨季湄公河支流水量暴涨，电站所在河流下游的村庄几乎必受洪水侵袭。雨季常态洪峰流量可达每秒800立方米，极端年份更曾超过每秒1600立方米，相当于平日流量的二十余倍。洪水漫过河岸涌入村庄，民房进水高度常及门楣，家具、粮食受损，道路中断。N电站投入运营后，这一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善。凭借水库的调蓄能力，电站能够主动控制下泄流量，将洪峰期出库流量稳定控制在每秒600立方米的安全阈值以内。自蓄水发电以来，N电站下游河段再未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防洪的效益远不止于减灾本身。消除了洪水不可预测的威胁后，下游地区终于具备了土地利用和产业规划的基本条件。近年来，N电站下游河段沿岸开始发展旅游观光，部分村寨开设了民宿与游船项目。通过旱季蓄水、雨季拦洪，电站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水利部门负责却长期无力投入的公共安全职能。这种职能无法通过出口电力回收成本，也无法在国际购电协议中计价，但它使下游村民得以将昔日的“水患”转化为发展的“水利”，其公共价值不亚于稳定的供电。

电站的运营深刻改变了当地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安排。老挝地方政府缺乏系统防洪经验，N电站采用中国成熟的防洪调度经验与安全标准，为当地县政府建立防汛委员会提供参照，使后者成为协调多方行动的工作平台。老挝的能源管理部门曾专门组织其他非中国投资的电站前来学习N电站的防洪管理体系。

电站的传播与组织经验，也帮助当地改善了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N电站为下游村民捐赠了高音喇叭，每到汛期，泄洪预警信息便能通过有线广播系统传达至全村。这一设备逐渐被用于发布村里各类事务通知、宣布节庆活动，获得了远超初始设计的功能，在老挝基层造就了类似中国乡村“大喇叭广播”的使用场景。N电站牵头建设的WhatsApp防洪信息联络群，将电站负责人、县政府官员、下游七个村的村长、旅游点经营者和上下游电站纳入同一平台；扁平化的双向沟通机制打破了政府、村落和电站之间的信息壁垒，也促进了多方互信。

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将东南亚大陆山地“赞米亚”（Zomia）描述为一个国家政权屡屡遭遇失败、统治难以抵达的世界，山民以流动的耕作方式、分散的居住形态和口传的文化传统，主动维持着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距离。[8]然而，“逃避统治”的另一面是发展选择的贫乏。在万象，受访者谈及早年赴电站工地见闻时表示：“中资电站多选址偏远山区，夜间行车途中，时常可见老挝青年围聚在篝火旁，神情茫然，与疾驰的车辆仿若身处两个世界。”对未来之想象的贫乏，比物质的贫困更深刻地钳制着老挝的发展。

入驻的电站成为激活当地社会的节点。道路硬化、通信建设和生活配套在物理层面打破了山区封闭；电站也为当地青年提供了职业通道——老挝本土运维人员多从辅助岗位起步，逐步成长为班长、主管，成熟人才还被输送至其他项目担任骨干。社区层面，电站也超越了纯粹的雇佣关系。员工家庭遇到困难时，N电站介入帮助，与全体员工共庆中国春节和老挝泼水节，工余时间组织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在山地社区中承担了部分社会整合的功能。持续的修路架桥、援建学校、提供清洁饮水等公益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改善，共同补齐了区域发展最稀缺的要素，构筑起地方内生发展的基础。

除了大型基建之外，中国企业在老挝的参与已扩展到农业、通信、加工制造和跨境贸易等各个产业层面，形成了以“造血”而非“输血”为内核的发展协作。X公司是一家在老挝开展农业投资、种植加工与农产品贸易业务的中资企业，其在老挝北部山区开展的罂粟替代种植实践尤为典型。老挝北部产业薄弱、交通不便，当地居民曾将单位价值高且易于运输的罂粟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该地区因而被外界视为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企业推行替代种植，必须构建经济功能上足以替代罂粟的生计模式，否则农民在改种后一旦面临收购不稳或价格波动，便会退回罂粟种植。为此，X公司推行“2+3”合作模式，由企业提供种子、技术并负责收购销售，当地社区提供土地与劳动力，将市场风险从分散脆弱的个体农户，转移至更具抗风险能力的企业，同时通过组织化生产提升农户整体的市场议价地位。如此一来，农户便可对作物收购价格形成稳定预期，使替代种植成为经济理性驱动下的可行选择。这种模式与中国“精准扶贫”具有内在一致性，超越了传统的捐赠救济范畴，致力于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区域产业共同体。

1965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说中对湄公河开发做出雄心勃勃的畅想，声称浩大的湄公河足以提供食物、水与电力，其开发规模甚至“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都显得渺小”[9]。然而，这幅美国版的“乡村振兴”蓝图终究未能给当地最广泛的民众带来实际的福祉。究其根本，过去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往往发生在“社会之外”而非“社会之中”，与在地社会日常运转之间缺乏有机连接，因而既无法催生本土的技术能力，也无法培育扎根基层的治理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确为当地社会打开了关乎个体生命和社区命运的选择空间。2023年，老挝听松村与中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十八洞村正式缔结为“国际姊妹村”，象征着一套生成于中国乡村脱贫实践的发展理念，正以具体的村庄为载体，跨越国境向全球南方国家延伸——发展的真正起点，始终在一个又一个具体社区的在地生长与经验积累。

▍ 中国基建助力柬埔寨空间治理与自主发展

老挝的案例揭示了电力如何转变为嵌入本地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而柬埔寨的案例则将这一路径推进到空间组织的维度。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中，抽象的发展蓝图获得了具体的空间形态。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D大桥项目、J高速公路项目与F综合水利项目便是十分典型的案例。技术对本地条件的适应、标准在协商中的确立、能力从工程实践中的沉淀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基础设施实践区别于既往模式的另一组证据。

在中国国内，大型跨江河桥梁曾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的鲜明象征，数十年间积累了世界领先的设计经验与施工方法；而当这套成熟技术被带向海外时，需要面对迥异的自然环境。正如D大桥项目副经理在访谈中说道：“许多确定性较强的参数，我们可以通过软件直接计算；但水、土、风这类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则必须依靠长期观测与经验积累，才能逐步把握。”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在地化，同样是一个复杂的标准协商与信任建构过程。在D大桥的建设中，柬方工程人员因多具西方或韩国留学背景，最初对中国标准持保留态度，甚至邀请韩国设计师审核中方方案。中国团队以翔实的地质勘探数据和高标准的现场施工实绩逐步赢得认可，柬方工程部和第三方顾问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技术方案。

D大桥的技术实践展现了中国工程“走出去”过程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着力推动技术标准与管理体系在与本地条件的互动中实现融合。类似的逻辑也体现在J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在应对柬埔寨高温、多雨气候条件对道路耐久性的考验时，J高速公路引入了SBS改性沥青技术，但并没有选择直接从中国进口改性沥青成品这一阻力最小的方法，而是在柬埔寨当地建设了沥青产线。在上游供应链砂石骨料领域，项目团队也通过承担设备改造费用、以溢价采购激励质量提升等方式，逐步推动本地供应商接受新的生产标准。最终，这些供应商所产出的高质量砂石不仅应用于高速公路建设，也进入了当地民用建筑市场，服务了柬埔寨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与殖民时期将河流开发兑现为即时利益的做法不同，中国企业主导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一种新的空间逻辑写入柬埔寨的发展规划。作为80公里河道上唯一连通东西两岸的桥梁，在建的D大桥将湄公河从地理屏障转化为可纳入现代路网的内部空间，为金边城市形态向东岸腹地延伸提供了纵深。大桥同时衔接金边三环路终点、1号公路交会枢纽及通往越南巴域口岸的高速走廊起始段，在城市交通、国内路网与跨境物流三个尺度上同时承担枢纽功能。随着高速路网建设上升为国家议程，中央政府对关键节点的规划管控、收费运营权的统一配置及应急通行保障也随之加强，基础设施由此成为国家能力向空间末梢延伸的制度载体。

F综合水利项目是将湄公河地缘空间纳入国家统一规划图景的又一体现。柬埔寨大宗货物出口高度依赖越南的港口体系。在和平时期，这种依赖主要表现为物流成本偏高、通关效率受制于人等经济层面的不便；然而，一旦地缘环境发生波动，唯一的出海路径便可能被收窄乃至阻断，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命脉。F综合水利项目正是为此设计的应对方案。通过疏浚和整治巴萨河航道，连接金边内河港与泰国湾出海口，该项目旨在构建一条完全处于柬埔寨主权管辖范围内的大宗货物出海通道，在面对外部风险时维持进出口运转。就此而言，F综合水利项目为柬埔寨提供了关键的“空间韧性”，即通过在本国主权空间内建设基础设施网络，将经济生命线从对外依赖的脆弱中解放出来。

阿芒·马特拉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中，将近代法国的河流地形学视作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河流的地理特征左右了资本的投入意愿，也决定了国家能否将水路与道路编织成全国市场的骨架。在马特拉描述的古典图景中，工程师们秉持一种朴素的信念：只要实现了道路、运河与桥梁的“连通”，贫困就会随之消解，福利能够自然流向王国的每个角落。但马特拉同时尖锐地指出，近代法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背面，是劳役征用、高额税负和对被开发地区资源的系统性汲取——“连通”服务的对象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而非地方自身的繁荣。[10]中国在柬埔寨的实践对这种线性联通观的超越，恰恰体现在其不止步于基础设施的连接，更致力于在连接的过程中同步建设东道国的技术能力、运维体系、人才梯队与规制框架。这些实践通过复杂的运营与协商过程，在充分尊重当地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前提下，将工程成果逐步转化为一种能够在地方社会中稳定运行并被有效内化的公共治理能力。

▍ 置身事内：中国经验的海外投射

大型基础设施空间跨度之辽阔、资源调配之庞杂、利益协调之艰巨，始终考验着一个国家的资源调度能力、工程技术水准与综合治理智慧。正因如此，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宏大想象，从未仅仅停留于工程本身，而是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中国梦”血脉相连。后发国家共同的历史处境——积贫积弱的起点、赶超发展的急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这种想象与实践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基于这种共同的历史处境与发展愿景，中国企业在湄公河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的实践，延续并超越了此前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经验。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路桥的前身交通部援外办公室就开始为在殖民遗产、外汇约束、资本稀缺与发展焦虑中反复挣扎的亚非拉国家修建公路与港口，参与到新兴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空间的初始整合之中。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工程出海向施工承包转型，直至今日，仍普遍采用投建营一体化模式。这一做法克服了援外时期工程的社会嵌入有限、人力财力都未能与当地社会有效接触的局限，使项目的交付成为融入当地财政、金融、法律、运营与社会接受度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也从单向给予的援助者、单向接受的受援者，或基于商业契约的甲方乙方，逐步演化为共同面对发展难题、探索可行方案、承担长期后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本文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调研中所观察到的实践，正是这种伙伴关系在不同产业场景中的具体展开。

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如何才能为流域国家提供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问题不存在终极答案，但中国企业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尚在进行中的有效方案。依附理论的深刻洞见在于揭示了中心—边缘结构的再生产机制，然而，在其理论视野中，边缘始终是被结构所决定的、缺乏能动性的存在。中国的介入之所以构成一种另类经验，不仅因其提供了资本与技术投入，更因其携带着一种从边缘出发、经由自身艰苦实践而积累的发展认知。正是这种源于共同历史处境的深层共情，使得“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有可能超越施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认知鸿沟，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经验对话。而对这一进程的认识与阐释，本身便构成一项紧迫的学术使命。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Raymond Yu Wang, Xiaofeng Liu, and Wenya Zhang,“China’s Water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Shaping of Hydrosocial Territories in the Lancang-Mekong Region,”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2, 2022, pp. 1233~1255.

[2]屠酥：《湄公河水资源60年合作与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页。

[3] Francis Garnier, 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85, p. 39.

[4]格兰特·埃文斯：《老挝史》，郭继光、刘刚、王莹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5] Lao PDR: Power to the People—Twenty Years of National Electrification, World Bank, 2012.

[6] Vo Kieu Bao Uyen,“The Lights Dim on Laos’Brief Bitcoin Dream,”Pulitzer Center, November 17, 2025.

[7] Nguyen Thi Dieu, The Mekong River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 Water, War, and Peace, Praeger, 1999, p. 97.

[8]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9] Lyndon B. Johnson,“Addres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eace Without Conquest,’”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pril 7, 1965.

[10]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编辑 | 鲁方裕

标题 | MSD、耳心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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