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打鸡血疗法：上海曾认真研究，流行十多年后被正式叫停

1953年，江西南平，医生俞昌时面对的不是一间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而是医疗条件有限、群众治病需求十分迫切的基层工作环境。就在这样的地方，他开始尝试一种后来震动全国的疗法：把新鲜公鸡血注入人体。

这件事听起来离奇，却并非凭空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体系正在重建，城市与农村的医疗条件差距明显，许多慢性病患者缺少稳定的治疗手段。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成为医学探索的重要方向，苏联医学理论也通过交流、翻译和培训进入中国。

在那个技术转型的年代，许多医生都在寻找简便、便宜、能够推广的治疗方法。鸡血疗法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冒了出来。它既带着传统医学的影子，也夹杂着当时流行的组织疗法观念，看上去有实验色彩，后来却逐渐脱离了正常的科学验证轨道。

关于鸡血疗法的早期来源，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民国时期有一名军医，曾提出给人注射公鸡血，以期治疗多种疾病。此人后来被国民党方面关押，并在临刑前献出所谓秘方。故事还牵扯到蒋介石是否使用过鸡血的说法。

不过，这些内容缺乏足够可靠的史料支撑，不能当作确定事实。尤其是“蒋介石长期注射鸡血”的说法，更多停留在传闻层面。它真正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对“秘方”“名人验证”和“特殊疗效”的信任心理。

民间偏方之所以容易流传，往往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缺乏判断力。治病难、买药难、看专科更难，才是许多人相信偏方的现实背景。只要一种方法宣称价格低廉、操作简单，又能治疗多种疾病，就很容易在熟人社会中形成口耳相传。

一、医学转型中的大胆尝试

俞昌时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早年有医学训练，也接触过中医文献。他研究鸡血，并不是简单听信街头传闻，而是试图为这种方法寻找理论依据。

他曾参考《济阴纲目》等中医典籍，并受到苏联“组织疗法”的启发。所谓组织疗法，核心思路是把经过处理的动物组织或相关制剂用于人体，以期产生某种刺激作用。它在当时曾被视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医学方向，但并不等于未经处理的鸡血可以直接注射。

这中间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区别：借鉴一种医学理论，和证明某种具体疗法有效，是两回事。俞昌时把文献、组织疗法和公鸡血联系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推断，却没有完成现代医学所要求的大规模、对照性和可重复验证。

早期实验带有明显的个人探索色彩。俞昌时曾在自己身上进行尝试，据相关材料记载，他注射少量新鲜鸡血后，感觉没有明显疼痛，并认为精神状态有所改善。

“打进去以后，身体有反应。”他据说曾这样向身边人解释。

有人追问：“这就能说明有效吗？”

这个问题，恰恰是后来争议的核心。短时间内感到精神振奋，并不能证明疾病得到治疗。人的情绪、暗示、休息情况，甚至注射行为本身，都可能影响主观感受。若没有严密的对照实验，个人体验最多只能作为线索，不能直接变成结论。

俞昌时显然把这种体验看得很重。他又把试验扩大到村民和身边人群，观察他们注射后的反应。由于当时基层医学研究条件有限，实验对象的选择、知情同意、观察时间和风险记录，都难以达到后来形成的规范要求。

1959年，俞昌时调任上海一家工厂担任厂医。工厂人口集中，职工相对固定，这给扩大观察提供了便利。相关资料提到，接受注射的职工约有三百人。人数一多，疗法便不再是医生个人的尝试，而带有了临床试验的性质。

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部分人出现发热、局部肿胀、疼痛，甚至出现脓包等反应。有人觉得打完后精神变好，也有人身体明显不适。疗效的说法很快传播，副作用却没有以同样速度被重视。

二、从个人经验到机构试验

上海卫生部门后来介入，对鸡血疗法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一步说明，管理机构并非一开始就把它当作荒诞偏方处理，而是希望通过实际资料判断其安全性与有效性。

据一些回顾材料记载，在接受多次注射的人群中，不良反应比例并不低。有一组被提及的资料显示，接受四针以上的九百八十名志愿者中，约百分之十六点六出现不良反应，其中还有六人发生休克。

这类数据的原始出处和统计口径，今天仍需结合档案进一步核实。但即使只从这一记载来看，也足以说明问题并不轻微。尤其是休克，已经不是普通的局部不适，而是必须高度警惕的严重风险。

卫生部门和有关单位曾尝试改进方法，研制所谓脱敏鸡血粉，希望减少直接注射新鲜鸡血带来的过敏反应。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也参与过相关研究。经过处理后，副作用有所减少，但“副作用减少”并不等于“疗效已经证实”。

在医学上，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分别评价。一个方法不再那么容易引起过敏，并不能证明它能够治疗肝病、风湿病、神经衰弱或其他慢性疾病。倘若只看到病人“感觉不错”，忽略疾病指标和长期结局，研究就会被主观印象带偏。

当时的科研管理制度尚在发展之中，许多基层医生既承担诊疗工作，也承担试验任务。一个有想法、有热情的医生，可能很快就能动员患者参与。可实验的伦理审查、风险告知、统计设计和不良反应追踪，并没有形成后来那样完整的链条。

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医学探索都不严谨，更不能把俞昌时简单描绘成故意行骗者。他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也相信自己的判断。问题在于，医学上的执着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就可能从探索变成固守。

1962年以后，俞昌时与卫生部门的合作出现变化。有关材料称，他停止了部分合作，转而以个人方式继续推广鸡血疗法。此后，他还自费印刷宣传材料，向更多地方介绍这种方法。

“有人打了以后觉得有用，为什么不能继续？”这类想法，或许正是他坚持的理由。

但医疗不能只看支持者的体验。一个方法只要涉及注射，就必须把风险放在疗效宣传之前。尤其是新鲜动物血液直接进入人体，可能引起免疫反应、感染风险和局部组织损伤，绝不是普通保健行为。

三、街道卫生院里的排队人群

到了六十年代，鸡血疗法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少数医生和工厂职工，而是进入街道、农村和基层卫生院，成为许多人谈论的“新办法”。

上海一些街道卫生机构曾为居民提供相关服务。有人带着公鸡前来排队，也有人托熟人寻找体格健壮的大公鸡。公鸡需求增加，价格随之上涨，原本普通的家禽一度成为紧俏物品。

这类场面很能说明问题。疗法一旦进入基层服务体系，便获得了某种“正规感”。普通群众未必能分辨它是否经过完整验证，只要看到卫生院、医务人员和排队队伍，就会认为这件事至少有一定依据。

在四川崇庆县等地，也出现过鸡血疗法传播的情况。相关宣传曾波及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单位。城市居民、农村群众，甚至部分干部，都有人参与。它能够持续流行十多年，靠的并不是单一人物的宣传，而是机构、熟人关系和群众需求共同推动。

当时不少人患有慢性胃病、关节疼痛、神经衰弱等疾病，治疗过程漫长，效果又不容易立刻显现。相比长期服药和反复就诊，打一针似乎更直接。有人把它当作治病手段，也有人把它当作增强体质的方法。

“别人都打，我也试一针。”

“万一有效呢？”

这样的对话并不复杂，却非常典型。它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医疗选择逻辑：花费不高，操作不难，身边有人尝试，风险又没有被充分说明，于是试一试便成了合理决定。

不得不说，民众的选择背后有现实压力。六十年代的医疗资源并不充足，专业医生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和工矿区的医疗服务能力有限。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能够在附近找到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疗办法，本身就具有吸引力。

但需求真实，不代表疗法可靠。正因为群众有需求，医疗机构才更应当承担筛选和解释责任。如果把未经充分验证的方法包装成万能疗法，群众越信任，风险就越容易被放大。

四、鸡血进入人体之后

新鲜鸡血并不是一种经过标准化处理的药品。它的成分复杂，采集、保存和注射条件也会直接影响安全性。不同鸡只的健康状况不同，血液中可能存在各种生物性因素，注射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可能产生强烈反应。

部分注射者出现高烧、红肿、脓包，并非简单的“排毒反应”。在当时的宣传语境中，一些不适被解释为身体正在起变化，甚至被认为是疗效开始显现。这样的解释会让患者忽视危险信号，延误处理。

更严重的情况是休克。休克可能与过敏反应等因素有关，处理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即便发生概率并不高，只要一种治疗方式能够引发严重后果，就不能通过“多数人没事”来掩盖风险。

还有一种常见误区，是把短期兴奋当成身体好转。注射后精神亢奋、睡眠变化或食欲增加，并不能证明原有疾病得到了控制。病情是否改善，需要经过连续观察和客观指标判断，而不是只听患者当时的感觉。

这也是鸡血疗法最值得分析的地方：它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可观察反应，恰恰因为不少人确实感到身体发生变化，才让宣传显得更有说服力。生理反应被当成疗效，个别案例被当成普遍规律，最终形成了自我强化。

一名患者说：“我打过之后，腿脚好像轻快些了。”

医务人员若只回答“那就继续打”，就会错过进一步检查的机会。更稳妥的做法，应当是记录病情、排查其他因素，并观察长期结果。遗憾的是，在那段特殊的医疗探索时期，这样的研究习惯还没有全面建立。

五、卫生部门的介入与叫停

卫生部门组织实验，除了观察疗效，更重要的是评估安全性。结果显示，不良反应较多，说明新鲜鸡血直接注射并不适合被当作普遍治疗手段。脱敏鸡血粉虽然试图降低风险，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疗效依据不足的问题。

有关方面曾对俞昌时进行劝阻，希望停止未经批准的推广。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些意见，仍然通过印刷材料和私人渠道传播。此时，个人信念与公共医疗管理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明显。

如果一种疗法只在医生本人控制下进行，影响范围尚且有限；一旦宣传材料流入社会，基层卫生院也开始提供服务，风险便会迅速扩散。管理部门面对的，不再是一个研究项目，而是一场涉及大量群众的医疗安全问题。

叫停并不是因为所有参与者都没有任何主观改善，而是因为整体证据不足、风险无法接受。医疗政策不能依据少数成功体验制定，更不能因为社会上已经形成热潮，就默认疗法具备合法性和科学性。

鸡血疗法后来逐渐退出医疗实践。关于其被正式叫停的具体行政节点，不同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因不良反应和缺乏科学依据而被限制、停止推广，是较为明确的事实。

俞昌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正式认可。此后多年，他仍对自己的研究持坚持态度。1994年11月，他去世，享年情况因公开资料表述不一，不能随意补写。与其个人晚年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段经历留下的医疗史信息。

它说明，医学创新并不等同于提出一个新办法。提出假设只是起点，接下来还要经过实验设计、同行评议、风险评估和长期随访。任何一步缺失，都可能让探索滑向误导。

六、从一针鸡血看医疗秩序的形成

鸡血疗法的流行，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事业的几个侧面：医疗资源仍然有限，群众保健意识正在形成，中西医结合探索不断展开，基层机构承担着巨大的服务压力。

它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科学权威的理解还不够成熟。只要方法带有“实验”“新技术”或“专家研究”的外衣，就容易获得信任。宣传一旦先于验证，群众便很难知道哪些是观察，哪些是结论，哪些又只是个人推测。

从俞昌时的经历看，个人责任当然不能回避。未经充分验证便扩大人群使用，面对不良反应仍坚持宣传，都会增加公共风险。但若只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固执，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这种疗法能在多个地区扩散，更无法说明基层机构为何曾经参与其中。

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医疗需求、技术想象、社会信任和管理能力同时发生了作用。群众希望治病，医生希望找到低成本办法，机构希望积累经验，宣传者则不断强调个案效果。每个环节单独看似乎都有理由，连在一起却可能造成风险失控。

因此，卫生部门后来加强限制，并不是对医学探索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未经验证治疗方式进入公共医疗领域的纠偏。研究可以大胆，临床必须谨慎；假设可以新奇，注射却不能草率。

六十年代那场持续多年的“打鸡血”热潮，最终停留在中国医疗史的一个特殊章节里。它没有成为有效的常规疗法，却曾真实地进入工厂、街道和乡村，改变过许多人的就医选择。那些排队等待注射的人、参与试验的职工，以及后来出现高烧和脓包的患者，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具体面貌。

而卫生部门从试验、观察、劝阻到叫停的过程，也留下了一条清楚的边界：凡是进入人体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只凭传闻、经验和热情获得推广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