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男孩戏”：穿女装跳舞的少年被明码标价

穆斯塔法无法忘记那把刀。他抬起手，露出手臂内侧、手腕稍下方的那道疤。“我反抗了，所以他们强迫我。”

他神情凄惶地讲述第一次遭受性侵时的情形。那年，他14岁。

在阿富汗，流传着一种名为“男孩戏”（bacha bazi）的陋习：男孩打扮成女孩模样在聚会上为年长男子跳舞，随后可能会遭到贩卖、性侵。穆斯塔法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

在长期饱受贫困与暴力之苦的阿富汗，这种行径曾到处发生。

2019年，活动人士花六个月采访了数百名14至20岁的男孩，发现至少三所公立高中的165名男孩遭到过性侵。至少有5名男孩在受虐视频公开后，被家人以保全名誉的说辞杀害。2020年，阿富汗前政府报告了422起相关案件。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虽然官方禁止这种陋习，但根据2023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相关事件有所增加。《每日邮报》记者大卫·帕特里卡拉科斯8月亲赴阿富汗，调查“男孩戏”是否如塔利班所说的那样“已经消失”。

每当记者试图和当地人谈论此事，气氛立刻就会阴沉下来，连他的当地向导都拒绝碰这个话题。“你最好别问那事，”一名当地人说，“塔利班会不高兴的，而且反正他们已经把它禁止了。”

通过中间人，记者找到了穆斯塔法。现年20岁的他出身于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的一个贫困家庭，不识字。接受访谈时，他的脸被一个黑色面罩遮住一部分，双眼疲惫。

“我的朋友叫我去一座花园，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吃水果、喝好喝的果汁，”穆斯塔法说，“我到了之后，有七个男人在等着。我试图反抗，又喊又叫，但他们把我的手脚都绑了起来。”

“他们拿刀威胁我，接着就眼前一黑。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几小时后在沙漠里醒来。那是第一次。”

“我的朋友不是好人，”穆斯塔法轻声补充道，“他们只是装作朋友。”

遭受侵害后，他的内心深受创伤，无法出门。“家里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上班？’而我没有任何解释。”最终，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去继续赚钱。

男人们会承诺出约3000阿富汗尼（约300元人民币）让他跳舞，但表演一结束，事情就变了。穆斯塔法说：“到了付钱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会付我钱，但我得做别的事情。”

“有时我走进更衣室，会看到两三个人在那里，他们就强行把我按住。”

他声音颤抖地说：“有时我也会收下钱，因为家里实在太需要了。”报酬视聚会规模和在场的人而定，到最后，他经常只被给500阿富汗尼（约50元人民币）。

有时跳完舞，穆斯塔法还会被那些男人强塞进车里。

“他们不说去哪里，还蒙住我的眼睛，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我们到了一座别墅或花园，他们把我留在那里四五个小时。”

在穆斯塔法所在的社区，他早就有“长得非常漂亮”和“舞跳得极好”的名声。遭受侵害的事传开之后，人们对他投去异样眼光。有一天，穆斯塔法正骑车走在路上，一群男人拦住他。“我们认识你，”他们对他说，“我们听说你是个好男孩，很可口。”

“这是一种可怕的习俗：男孩被迫跳舞并遭到男人的侵害，”阿富汗妇女媒体组织Rukhshana Media总编辑扎赫拉·乔亚说，“而在阿富汗文化中，受害者会被污名化，遭受二次伤害。”

扎赫拉·乔亚

在塔利班治下，阿富汗的性别隔离更加恶化。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大多数聚会之外，更不能在陌生男性面前跳舞。化着妆、穿着女装、跳着女性化舞蹈的男孩有时会成为替代品，那些出身贫困的男孩更成为有钱有势、心理病态的男人容易下手的猎物。

乔亚说：“有钱人想要年轻人给他们跳舞，甚至做更多事。当然，女人跳舞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就用男孩。”

穆斯塔法是个有天赋的舞者。每当沉醉在舞台上时，有那么一刻，他能从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他们对我做那些事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黑了，”他说，“就像在死去。”

当被问及这种行径在阿富汗有多普遍，他回答道，“到处都有，我有四五个朋友也遭受同样的侵害，但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介入后，把他们送到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地方。”

塔利班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严厉打击“男孩戏”，而在2001年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推翻后，“男孩戏”从地下转到明面上发展。那些重新掌权、以美国盟友自居的阿富汗前政府人员也在实施暴行者之列。2017年，阿富汗前政府将“男孩戏”入刑。

虽然现在塔利班也将“男孩戏”定为非法，但那些侵犯者往往仍能逃脱法律。

“在塔利班眼里，我们比干这种事的人罪更重。他们会问我为什么去参加那些聚会，”穆斯塔法说，“如果遭受侵害的男孩向政府举报这些罪行，他们会杀了我们。”

“许多塔利班成员本身就参与‘男孩戏’，即使不参与，也有很多人接受它。”乔亚说，“如果受害者去报警，警察局长可能根本不理他的报案，甚至殴打他。这就是悲剧。”

既然没有任何伸张正义的希望，这种侵害又怎么能停止？“到我死时才会结束，”穆斯塔法简单地回答道，“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杀了我，然后在另一个世界，这一切才会最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