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南昌男子已走投无路了，望老年朋友引以为戒，好好爱自己

我叫陈国柱，今年六十二岁，南昌人。

我家住在青云谱区一栋老居民楼的六楼，没电梯。前些年我还能一口气爬上去，如今上到三楼就得扶着栏杆歇一歇。不是腿脚不行，是心气没了。站在六楼阳台上，看着楼下人来人往，我常常想，人这一辈子，到底活个什么劲。

别人六十多岁，是享清福的年纪。公园里打太极、菜市场挑新鲜菜、带着孙辈在江边放风筝。我呢，每天早晨五点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手机里除了几条催账短信，就是各种养生广告。女儿在国外，一年到头打不了两个电话。儿子在深圳，三年没回来过。老伴去年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国柱啊，苦了你了。”

我不怕苦。年轻时候在厂里扛过水泥，下岗后开过摩的，五十岁那年跟人合伙跑运输，被人骗了个底朝天。那段日子我都没掉过眼泪。可现在，我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一碗白粥从热放到凉，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

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那年我刚退休，手里攒了点钱。不多，三十几万，是和老伴一辈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儿子陈浩在深圳打拼，谈了个女朋友叫周琳，湖北人，比他小四岁。两人租房子住，日子紧巴巴。老伴心疼儿子，总念叨：“要不咱帮他们把首付凑凑？现在年轻人结婚，没房子不行。”

我一开始没松口。那钱是我俩的养老钱，万一有个病有个灾，还得指望它。可儿子三天两头打电话，今天说房价要涨，明天说周琳爸妈那边催得紧。我听着心里发酸，做爹妈的，哪能看着孩子为难。后来周琳亲自来了一趟南昌，拎着水果进门，妈长爸短地叫，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老伴心软了，我也就点了头。我们出了四十万，给儿子在深圳付了首付。房子写的是陈浩和周琳两个人的名字。我当时留了个心眼，让儿子打了个借条。就因为这个借条，后来闹得天翻地覆。

房子买了，婚也结了。孙子满月酒在深圳办的，我和老伴坐了五个小时高铁过去。酒席上，亲家母拉着周琳的手，一口一个“我女儿有眼光，找了个好婆家”。我听着，笑了笑，没说话。陈浩那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过多少心，成绩一般，但老实。我信他不会坑我们。可这世上，最伤人的往往就是你最信的人。

变故发生在三年前。那年秋天，老伴查出了肺癌，晚期。天塌了。我整个人都是木的。医生说治疗费用高，要做好准备。我一下子拿出所有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给老伴治病。陈浩当时回来了一趟，带了两万块钱。周琳没回来，电话里说孩子小走不开。我没怪她，谁能没个难处呢。

老伴熬了不到一年，走了。办完后事，我算了算账，除了那套房子出的四十万，手上已经没剩几个钱。还欠着外债。我想起那张借条，就给陈浩打了个电话，说：“浩浩，爸现在困难，你看那四十万，能不能先还一部分？你妈治病欠了不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周琳的声音传来：“爸，那钱不是您主动给我们的吗？怎么还往回要呢？再说了，那会儿可是你们老两口求着我们买房的，现在您说还就还，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叫“主动给的”？明明是借的。我说：“周琳，当时说好的，这钱是借给你们应急的，陈浩还打了借条。”周琳冷笑：“借条？爸，您是不是老糊涂了？陈浩，你给你爸打过借条吗？”

陈浩在旁边支支吾吾，半天憋出一句：“爸，那借条……小琳说没用了，我就……就撕了。”

我握着手机，浑身冰凉。我的亲儿子，把我一辈子的积蓄拿走了，连借条都撕了。我强压着火说：“陈浩，你妈走的时候，你跪在灵前哭，说以后一定孝顺我。现在你妈尸骨未寒，你就这么对你爸？”

陈浩不说话了。周琳抢过电话：“爸，您别拿妈说事。我听说您手里不是还有拆迁款吗？您一个人花不了多少，就别惦记给我们的那点钱了。”

拆迁款。我苦笑。那是老房子拆迁补的八十万。可那笔钱还没捂热乎，就给老伴治病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还债，到如今也所剩无几。他们倒好，盯上了这个。

那天晚上，我翻出家里的旧相册，看着陈浩小时候的照片，眼泪把相册封皮都打湿了。那个骑在我脖子上吃糖葫芦的小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更寒心的是女儿陈静。她在加拿大温哥华，嫁了个华人工程师，日子过得不错。老伴走的时候，她回来奔丧，待了三天就飞走了。临走塞给我一万块钱，说：“爸，您自己保重。我那边工作忙，孩子也离不开。”我在机场看她过了安检，头也没回。那一万块钱，我没花，存进了银行。去年我住院做前列腺手术，给她打电话，想让她回来看看。她说：“爸，我这边实在走不开。要不我给您转点钱？”我说：“不用，爸不差钱。”挂了电话，我躺在病床上，护士问我家属呢，我说没家属。护士看我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儿子不闻不问，女儿远在异国，老伴没了，朋友也散了。以前一起在厂里干活的工友，有的跟着儿子去外省了，有的身体不好基本不联系了。我每天最大的事，就是去菜市场买点便宜菜，回家煮一锅粥。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声音开得再大，屋里也冷清得像个冰窖。

去年冬天，我把腿摔了。那天下楼去取牛奶，最后一节台阶踩空，整个人滚了下去。骨折。邻居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住院，得先交押金。我摸遍口袋，只有六百块。医院不会等我，我只能给侄子打电话。侄子小我十二岁，在红谷滩做生意，平时忙得脚不沾地。他接了我的电话，说：“叔，您等我一会儿。”一个小时后，他来了，给我垫了押金，又请了个护工。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侄子忙前忙后，心里又感激又羞愧。侄子走的时候说：“叔，您儿子呢？怎么不让他来？”我闭着眼，没说话。

住院那半个月，陈浩只打来一个电话，说在出差，忙完来看我。我说：“忙你的吧，我没事。”挂了。陈静发了个微信，转来五千块钱，附了一句话：“爸，好好养病。”我没收，让她退回去了。不是赌气，是真的不想要了。钱能买来病床，买不来床边的人。

出院后，我腿脚就不如从前了。侄子给我请了个钟点工，一周来两次，打扫卫生。我每天拄着拐杖在屋里挪，从卧室到厨房，要歇两次。有时候我站在窗边，看着楼下那些老夫妻手挽手散步，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着。我想老伴了。想她唠叨，想她炒的藜蒿炒腊肉，想她不管我多晚回家都给我留的一盏灯。

今年开春，我下决心要解决件事。我要把当年给儿子的那四十万要回来一部分。不为别的，就为了自己还能走能动的时候，把日子过得像个人样。我找了个律师，咨询了情况。律师说，借条撕了，但转账记录在，可以打官司，不过过程会很长，而且对方是你儿子，赢了也不好执行。我听完，沉默了好久。

我最后一次给陈浩打电话，没有发火，也没有哭。我说：“浩浩，爸今年六十二了，腿脚不好，身体也不好。爸不怪你，也不怪周琳。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可爸当年给你买房那钱，是借的。你妈治病欠的钱，我也不指望你帮我还。我只求你把那四十万认了，慢慢还，能还多少是多少。爸不逼你。”

电话那边，陈浩没吭声。周琳的声音传过来，冷冷的：“爸，您要是真缺钱，就把现在住的那房子卖了。老房子六楼，还没电梯，您一个人住着也不方便。换个小的一楼，还能剩点。”

我笑了。笑得眼泪直流。我一手带大的儿子，和他那个精明的媳妇，已经把我算计到了骨子里。他们不光不还钱，还惦记上我最后这个安身的窝。我什么都没说，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从六楼往下看。南昌的夜晚很亮，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我手里攥着老伴的遗像，一遍遍擦。我问她：“秀英啊，你说我这是造的什么孽？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底图了什么？”老伴在照片里笑着，不说话。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风吹得我浑身发僵，我才拄着拐杖挪回屋里。打开灯，看着空荡荡的两室一厅，墙上的钟还在走，厨房的水龙头还在滴答。生活还得继续，可我已经走投无路了。钱没了，身体垮了，儿女靠不上，朋友走光了。我像一艘破船，搁浅在南昌这六楼的破屋里，等着哪一天被时间收走。

我把这些写下来，不是为了博同情。我是想让那些跟我一样年纪的老年朋友看看，千万别学我。趁还活着，趁身体还能动，好好爱自己。别把养老钱全掏出来给儿女，别指望养儿防老，别为了那点血脉亲情把自己搭进去。儿女有儿女的日子，你有你的命。老伴在的时候，多陪陪她，别等人没了才后悔。能走就多走走，能吃就吃点好的，能笑就多笑。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身边就只剩下四面墙，和墙上那张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的照片了。

最后，我想对陈浩说一句：儿子，爸不怪你。但等有一天你儿子也这么对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爸这些年，心里有多冷。

我今年六十二岁，南昌人。还没死，但有时候，死比活着轻松。可我还是每天六点起来，拄着拐杖下楼，去菜市场买两个包子，在路边坐一会儿，看看那些带着孙子的老人。我不羡慕他们有钱，我羡慕他们有人等。

仅以我的事，跟所有老年朋友说一句：好好爱自己。真的，好好爱自己。